小小一册《备忘录》，以精美的牛皮纸自费印制、封面蜡笔手写的书名、小清新风格的文字，握在手里摩挲，翻来覆去，覆去翻来，夜了，金石堂打烊的歌声已响起，心里衡量，再衡量，仿佛想磅秤诗集确切的重量，终至摆回平架上，转身离去。
我永远不会忘记，拿起夏宇诗集《备忘录》在手中翻阅，继而摆回书局平架上的那一刻。
1985年9月，我首次乘坐飞机，远赴台北，寻找我的文青梦。对台湾的第一个印象是头上一片灰蒙蒙的天空，仿佛一股低气压，令人呼吸困难。熟悉台大校园以及周遭环境后，发现了各式各样的书店，才打开了对文青生活至关重要且清新可喜的另一片天空。
台大校园位于罗斯福路四段和新生南路三段的交界，两条繁忙马路及往后方伸展的安静巷弄形成日常的生活圈，书局、咖啡馆、小吃店、餐馆应有尽有。光就书店来说，新生南路上有出版社经营的书局，联经专事学术与思想类书籍，桂冠有不少西方思潮的翻译系列，书林翻印外文书并出版文学评论；联经旁的巷子里有新左书刊大本营的唐山书店，以出版社与印行顺序排列文学丛书的百全。罗斯福路某巷子路口的香草山并不起眼，昏暗的室内有个书架的最低一排，栈了小众出版的另类诗集，灰尘满布，我却视为宝藏。
台北文青生活的第一堂自修课，学习到的便是书局与书刊的分类和分众，俗的说法叫做市场区隔，雅的说法则是文学品味的鉴别，而且可以用出版社的作者群来说明。远赴台北以前，在新加坡念中学、高中时喜爱的作家如张晓风、白先勇、王鼎钧、琦君，作品大多由尔雅或九歌出版，当时也阅读的郑愁予的诗集则是洪范出版，余光中早期的书不少是纯文学出版；书架上的书按出版社比按作者排列来得整齐美观，书脊上的设计（如九歌置于上方的鲜绿色块）和出版社的名称或标志形成视觉的区隔，方便识别、搜索和取用。
大致而言，尔雅、九歌、纯文学出版的作者与作品，偏向温柔敦厚的一类，也平易近人一些，契合惨绿少年文青的性情和口味；彼时已认识的洪范，感觉上较为艰涩，大学时代凭借西西和杨牧入手，兼及台大老师林文月、王文兴，中文系学姐简媜，还有其他作家如刘大任、木心等，日积月累，渐有收获。唯台大时期的新发现，首推1985年创立的圆神出版社，除了让我接触董桥的《这一代的事》《跟中国的梦赛跑》、沙究的《浮生》、吴潜诚的《诗人不撒谎》，更同时推出三本以作者木心头像照片为封面的散文集《即兴判断》、小说集《温莎墓园》和诗集《西班牙三棵树》，把我对木心的倾倒推向极致。此外，时报出版虽然种类庞杂，但罗智成的一本《梦的塔湖书简》，成为我日后书写《无座标岛屿纪事》系列散文的圣经，日日膜拜，早晚默念，值得记上一笔。
台大四年，书架上洪范、圆神的书多了，尔雅、九歌的书相对少了，此消彼长中见证了文青文学品味的养成与嬗变。
回到拿起又放下夏宇诗集《备忘录》的现场，汀州路的金石堂文化广场。
在还没有诚品书店的年代（那得等到我大四那年），金石堂乃台湾精致连锁书店的代表：浅褐色的书架、琳琅满目的文具部、环境舒适的餐厅、打烊前播放歌曲作为温馨提示，处处流露80年代中期台湾和新加坡同属亚洲四小龙的经济盛况，以及布纽尔电影片名所谓的“中产阶级的拘谨魅力”。与罗斯福路四段平行的汀州路上的金石堂，似乎适合中产上班族多一些，学生模样的我闯入这个优雅的空间总自觉寒酸，并且认定其选书偏向主流，而自命为文青者自然要和主流口味进行市场与身份的区隔。
大一到大三住在景美，从校园往坐公车回家的罗斯福路上可绕道步经金石堂，偶尔进去逛逛，尤其是文具部，当时仍有严选信纸手写书信的习惯。
有点模糊的记忆中，初次接触到的夏宇，或许是印在书签还是坐垫套上的句子，特别是“把你的影子加点盐／腌起来／风干／老的时候／下酒”这几句。21世纪台湾盛行的小清新和文创，其实早有先驱。然而彼时的文青可一点都不小清新，其致命伤恰恰是故作成熟稳重，必须先以知识和学养充沛自身，继之以看透世事的洞明转化成虚无甚至厌世来表现超脱，过程曲折艰难，并以自苦为乐，如木心回忆在杭州艺专念书时的同侪和自己，“无非所读的书要冷些硬些不近情理些”。书签和坐垫上的文字，当然不入法眼。
当年以没读过半篇文言文或任何中国历史的英校生身份到台大念中文系，心情岂是“惴惴不安”四个字可以概括。大一上中国现代史，张玉法的课本以外我还到联经买了林毓生的《思想与人物》；为我们“外籍生”夜间补课的中文系博士生建议我一年精读一本大书，推荐的是唐君毅。但我毕竟不是以赛亚柏林所谓的只知道一件大事以建立一套思想体系的刺猬，更像一只知道很多事情来触类旁通的狐狸，于是又冷又硬又不近人情的阅读涉猎中，也包含远流出版的西方经典丛书，如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奥德嘉的《群众的反叛》。以上这些书当然都没读，也早就不知去向。但它们都是过程，都是通往正港文青的必经之路。文青，在彼时的自己的认知里，就是这样炼成的。
于是，小小一册《备忘录》，以精美的牛皮纸自费印制、封面蜡笔手写的书名、小清新风格的文字，握在手里摩挲，翻来覆去，覆去翻来，夜了，金石堂打烊的歌声已响起，心里衡量，再衡量，仿佛想磅秤诗集确切的重量，终至摆回平架上，转身离去。于是，我从来不曾拥有《备忘录》这本诗集，这本早已绝版如今因在网络上翻炒而身价百倍的诗集。
吊诡的是，如果当年的我是在香草山书店灰尘满布的底层书架里发现《备忘录》，势必将之视为小众的前卫作品而买下。偏偏邂逅这本诗集的场景是高尚优雅光鲜亮丽的金石堂，诗集又宛如畅销书般显眼地平摆在书架上，令我对之产生违和感。这个故事的教训毋宁是市场区隔以及文学品味的双重武断性，拿起又放下的动作，衡量再衡量的挣扎，无非是对自己文青形象的琢磨与捉摸不定──是要坚持又冷又硬又不近人情，还是要华丽转身拥抱小清新？在上述最终没有阅读的经典著作中，在日后迷恋追捧的夏宇诗集《腹语术》里，已然有了清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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