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培安的固执及现代主义的二三事

不只一次感受到英培安的固执,钢筋般坚韧的固执,在他塑造的小说人物身上,在他批判意识浓厚的诗句里……英培安对自己的固执相当坚持,而且贯彻始终,如同他对文学的爱。

我到处漂泊如置身异乡,离去,归来

归来,离去,我是如此固执

地寻找你,固执地

记住你的声音与颜脸,一如记忆

我的家园。我是如此忧心忡忡

欲望与荣誉会吞噬我

的记忆,逐渐腐蚀,模糊

我对你的固执与爱恋

——英培安《我对你的固执》2003

不只一次感受到英培安的固执,钢筋般坚韧的固执,在他塑造的小说人物身上,在他批判意识浓厚的诗句里,跟他在旧草根书室的闲聊中,在电话里跟他分享阅读外国小说的感想时,翻阅他过往编辑的《茶室》(1969-1972)与《接触》(1991-1992)杂志后,在梳理与撰写他的现代主义小说叙事轨迹的论文过程中。英培安对自己的固执相当坚持,而且贯彻始终,如同他对文学的爱。常常,那固执的声韵会在我的潜意识里回荡一段时日,余音袅袅,不知不觉中促使我向某个界限跨越。可能是阅读视域的,或是书写文字的,也许是观念的表述,错综复杂而潜移默化的……会去到哪里?将形成什么?我未能说得清楚。

我觉得阅读英培安小说的读者心态会是积极的。无论小说里的主人公处境多么孤寂落寞(《孤寂的脸》1989),命运何其多变坎坷(《骚动》2002,《戏服》2015),就是人生彻底失败(《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1987),或众叛亲离又贫病交迫(《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2006),甚至罹患绝症,孤独地面对死亡(《画室》2011),人物的主体性仍不会消失,就是颓丧也是暂时的,而能在深沉的忏悔中反省,他们的自我意识始终清明。犹如英培安银白的发丝在灰暗的背景里泛着亮光,读者借着那纤丝般的光亮,能够窥见“存在先于本质”的哲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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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哲学家沙特Jean-Paul Sartre

虚构的创作与真挚的感情

沙特对现代人存在问题的思辨,对英培安的思想与创作影响颇深。他认为个人是什么,是根据你当时的选择行动来决定。人有选择的自由,但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更要知道自己的自由也影响着他人的自由。人们如果要承担责任,就得把别人的自由当作自己的自由来追求。在英培安的小说叙事中遇到沙特及其存在主义,比如“他人即是地狱”“自由一旦爆发,连上帝也没有办法”是平常的阅读经验。因为,当小说人物遭遇生存困境时,英培安就以“隐含作者”的身份跳出来,用沙特的“话语”来阐释其处境。

作为读者,我因此好奇的寻找沙特及其《存在与虚无》(1943);这是本不容易读懂的书,不期然遇到他身边的西蒙·波娃和她的《第二性》(1949),一本现代女性主义的奠基之作。还有跟沙特友敌难分的卡缪和他的小说《异乡人》,再链接到他们周边的知识与文化人。他们的存在即是独异的个我,又是建构20世纪法国文学场的集体精神。我的阅读视域渐渐扩展,阅读期待越来越高,求知欲望已难抑制。阅读一定要跨越本土到异域文学场吗?这是个人的选择或喜好,他者无须仿效。在一边搜寻一边啃读的日子里,跟作者的思想意识交融时,心情愉悦;有时无法做到,便感到困顿气闷。然而,问题意识和视角变得复杂多元,有了纵深度应是收获吧。

沙特在《什么是文学》中提出“介入”的文学观,即作家通过作品对当代社会、政治问题表态,且给予批评。英培安虽认为文学作品不应是政治的宣传品,但作家应该关注社会、政治、文化等问题,并在创作中表现应有的批判意识。我认为,英培安小说中的批判意识和介入方式,跟现实主义小说以揭露社会黑暗,反映丑恶现实的手法有极大的差异。

英培安看待文学的基本原则是“创作是虚构的,但感情一定要真挚,且作家必须具有道德勇气,敢于为实现理想而奋斗”。英培安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里,始终秉持着“文学人的勇气”,也就是做一个“知识分子型”的作家;既不断探索、实验小说的虚构技巧,又能批判社会现实,同时更要有自觉意识,自省与反思能力。这些特质是五四新文学时期的作家普遍具有的。如今,审视各地华文文学场,不难发现媚俗的、附庸风雅的、歌功颂德的,还是帮闲的或者犬儒型的作家,却占多数。无可厚非,多元化是文学场蓬勃发展的元素。不过,我深信作家的人文素养与感知经验,对语言文字的敏感度与创作技巧的开创性,仍是文学持续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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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小说家索尔贝娄。(互联网)

没有作者在创作中是孤独的


谈到“知识分子型作家”,不由得想起美国小说家索尔·贝娄和他的小说《赫索格》(Herzog,1964)。英培安说过《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是学习贝娄的心理写实手法的。贝娄在欧美当代创作群中属于知识分子型作家,关注知识分子深邃而复杂的心理意识。其小说着重表现个人的情感与精神困境,把知识分子置于一个文化境遇中来描写与思考,用内省与自我揭露的嘲讽语言,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后来的长篇《孤寂的脸》与《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英培安也都在用类似的写法。

记得几年前,为了跟英培安在图书馆进行一场对谈,我读了《赫索格》,原本想在对谈时提问英培安为何用忏悔的方式开展小说情节,却在其中找到答案——给自己写信,给不同的人写信,叙述者在书信中谈论所关注的问题;有个人情感的,有社会与文化的,更在书写中忏悔,书信成为叙述者的“内心独白”,由此构成“忏悔式的叙述话语”。换言之,写信或梦境成为忏悔言语呈现的途径,这类叙事结构在现代小说中极为常见。英培安曾在谈论写作与阅读的文章(《写作与阅读》2-10-2002《文艺城》)中指出,一个作家的思想、人生观、语言风格,在在都受前辈作家或现当代作家的影响。一个作家最好,最成熟的地方,可能就是从其他的作家那儿来的。

这些观点源自于英国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写于1917年的一篇论文《传统与个人的才能》。传统的优点,不是凭继承就能获得,作家得下苦功,而且要有历史的眼光。作家要意识到他在时间上占的位置,以及他成为一个现代作家的理由。也就是说,作家要有自觉,除了继承自己的文学传统,也同时继承世界文学的传统,作为世界当代作家的一分子而存在。故关于“纵的继承与横的移植”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英培安认为,没有一个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是孤独的,他与过去阅读过的作者交流,也与他心目中未来的读者交流。有两类朋友相伴,创作时怎会孤独。我认为,英培安从来不孤独,阅读他的小说若体认到孤独,那是对生命本质的反省,而每一个认真的作者或读者都有反省的必要。这是文学创作能够提升与深化的因素,文学批评或相关研究亦然,一个文学场才可能有正面的发展。

自省在小说里发酵

英培安的自省不断在他的小说里发酵,可谓之“知识分子式的自省与反思空间”。于是叙事情节停下,读者的阅读被打断,随隐含作者进入沉思——这是英培安刻意经营的叙事策略,构成“反思空间的叙事话语”,以便将读者抽离“故事”,客观冷静的看待人物的困境,做个人的思考。英培安在小说中思考,也期待读者跟他一起思考。阅读与思考是“思索的小说”存在的价值。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就把自己的小说看成是“思索的小说”。叙事者不仅是讲述故事和推动叙事进程的人,还是提出问题与思索问题的人。英培安的小说也有这样的功能,尤其提出现代人存在的问题。我们不妨从“爱情”与“死亡”这两人生课题来窥探其自省与反思空间。

“爱情是什么?一位流行小说家说:像一场瘟疫,爱情之所以会变成瘟疫,恐怕是用情太深的缘故吧。因此,感情丰富的人,在爱情事业的投资上常要吃大亏。佛洛姆怎么说的?‘一个人如果没有考虑他的人格是否成熟,只把爱情认作是一种动情的感受,而想沉湎其中,不是容易的事。’我知道。而且也知道,这样的爱情,即使不变成瘟疫,也不会有好收场……”这是《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中的男主角涓生对爱情的阐释,它交织在小说的叙事里,作为人物恋爱困境的反思。

在《骚动》中借知识青年伟康对亲友死亡的忆述,思索死亡:“人活着,是逐渐地生长还是逐渐地接近死亡呢?……如果死亡是存在的必然结果。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一个累积着各种生活经验、文化知识,会思考、说话、愤怒、悲伤、爱恨、嫉妒、惧怕的人,变成一具尸体之后,他在哪里呢?这具尸体显然已不再是他了……死亡是存在的一部分,令人惧怕,但不能避免也不可代替。正如海德格尔说的,人的存在,即是趋向死亡的存在。”

这样的叙事话语有机地穿插在叙事文本中,成为小说叙事结构的反思层。这样的表现手法对80年代以来的新华小说,尤其是长篇很少见到。可以说,英培安在努力突破自己写作技巧的同时,引导读者跨进新小说的叙事天地,尝试不同的阅读经验。如董启章所说:“写作为世界所塑造,但写作也反过来塑造世界。”故此,在被塑造和塑造之间,我们的写作者做了怎么样的探索与实验?我们的阅读与思考功课做得足够吗?值得大家反思。

书写理念和实践的“同路人”

最近,董启章受邀到南大担任驻校作家,提到自己还是写作新手的时候受到英培安的启发,并以他为学习对象。那是1995年的董启章和以自由写作人身份暂住香港的英培安,他们对两地的文学、写作与现实状况有过交谈。之后董启章写了《在新加坡与香港之间——跟英培安谈文学及其他》一文刊登在1995年4月27日的《香港经济日报》,此文也成为英培安港版评论集《阅读旅程》(1997)的代序。20多年后,他们都在小说创作里耕耘出自己的园地,也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望着他们交谈时的身影,英培安银亮的发,董启章时尚的夏日爵士帽,两人形象性的标志,且用的是粤语,听起来很亲昵,觉得那是一种微妙的文学因缘。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对文学创作的固执,也同是知识分子型作家。

近日,把文集《在世界中写作,为世界而写》(2011)跟《爱妻》(2018)与《心》(2016)两本长篇交互阅读,深感董启章对书写的严谨,对香港文学境况的关注与投入,对社会文化变迁的观察与批评,还有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思索。这种体会跟阅读英培安及其作品是相似的。尽管两人的年纪、教育背景和生活经历不同,而双城在人文环境与创作条件方面有差异。用董启章的话说,就是一个存在的“写作共同体”,书写理念和实践的“同路人”。这样的群体或个人特质应该是不分地区和语言文化的。

董启章在《私语写作》一文中所指出的问题,也是岛国文学写作所面对的窘境:“我们的时代渐渐丧失了对文字和语言本身的材质的感觉和辨识能力,我们谈的都只是普通化概念化的东西,通俗的只懂得谈故事桥段和人物构思方面的绰头,高层次的就只懂谈论意识形态,硬套理论和术语,几乎没有人是真正在谈文学的,因为文学之本就是它的材质,即是它的文字、语言,当我们失去了辨别质感的能力,一句和另一句就没有分别,一篇和另一篇也差不多,所以我盼望可以重新注视文学的材质,它的文字质感,它的声音、运动和形态,因为文学的一切能量,一切情感和理性,也是由这些实质的元素构成,是不能抽空存在,抽象谈论的……”恍惚间,这“声音”跟英培安的,在我意识里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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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培安的诗歌创作受台湾现代主义诗人瘂弦的影响。(互联网)

前行者影响的必然

回到英培安的固执,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择善固执,可见其现代主义诗学的影响。60年代开始写诗的英培安被归类为现代派,亦不讳言受台湾现代主义诗人瘂弦的影响。“从一颗微弱的远星窥视/宇宙以外的宇宙/ 自一枚螺壳的回廊探听/ 大海之内的大海”(《诗人》1965),年轻的英培安试图向幽深的内心世界挖掘, 语言成为敏锐的触须,深入内蕴,形构意象。“无边的寂寞于你眼前展示/你立姿倔强/颜色苍翠/愤怒多刺的/是你孤独的标志”(《仙人掌》1967),“仙人掌”作为现代诗人的象征在余光中的《文化沙漠多刺的仙人掌》(1964)一文已出现,英培安那时也是一株孤傲而坚韧不拔的“仙人掌”——勇于为现代诗披荆斩棘的拓荒者。

德语诗人里尔克的《豹》之于英培安是创作者反叛传统,崇尚自由,与世隔绝精神的模仿对象。“走完那无用的姿势/他终于蜷伏/ 在他伏过的阴暗上/有人走来/直叉入整块的笑声和猩泪/提醒他,叫他忘记昨日新鲜的血……他裂着一双不能关闭的眼睛/睡入空寂”(《豹》1967),这沉潜的气质仿佛里尔克“浸过四肢紧张的静寂——在心中化为乌有”的虚无意识的共鸣。

英培安的长诗《手术台上》(1968)对现代生活疏离及人性异化的批判性描摹——“生活是被与枕的纠缠是非法堕胎是避孕丸”“每一块良知和人格便被剖出来廉售干净”“我们吃自己的话过活/我们填表格来死亡,纳税把命拉长……然后在沟渠的阴暗里/踢到被自己踩碎的骨头”,意象的繁复凸显现代性的荒诞,冷静的语言则展现诗人的批判意识。

似曾相识,就在艾略特的《荒原》(1921)里,他们对现代人的精神危机有着类似的表述与隐喻。从来英培安不惧怕“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认为作家受前行者的影响是必然的,像美国评论学者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所言:“诗人中的诗人”,所有诗歌都可看作对其他诗歌的改写或误读(misreading)。

踟蹰于现代主义轨迹上

80年代起,英培安专心写作长篇小说,诗就少了。2004年出版的诗集《日常生活》距离前一本诗集《无根的弦》(1974)已30年。诗人心里清楚,诗作是少,但对于诗的思索与追寻,却从未间断,甚至付与大部分的时间与关注。我感觉到,中年后的诗,如《我对你的固执》更让我听到英培安的固执,对诗魂的呼唤与回应;看到他对文字的咀嚼、意象经营,对生活的思辨、自我剖析,还有对孤独的包容。这一切都源于他血脉中固执的基因。

离去或归来,近半个多世纪,英培安或许未察觉,可能隐约感知,自己的步履和书写的旅程仍踟蹰在现代主义的轨迹上。并非原地踏步,而是“现代”作为文化空间,非跨界那么简单的现代性深义(connotation of modernity),无论是哲理性的内涵,象征性语言的表述,仍值得我们持续探索,它是一项未完成的文学行旅。

我对你的固执在远古的时候已定型。在幽暗的

子宫,于开始听到呼吸

的胚胎中,在

认识泪和血之前,在开始阅读书写你

的时候,我是如此惧怕遗忘

你肌肤中的隐喻,语言的结构

虽然你的体臭不可摹拟

如午后初识我体温的第一滴

英培安从来不孤独,阅读他的小说若体认到孤独,那是对生命本质的反省,每一个认真的作者或读者都有反省的必要。这是文学创作能够提升与深化的因素,文学批评或相关研究亦然,一个文学场才可能有正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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