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荒文艺》 末代华校高中生 实现的文学梦

在华校的“末代王孙”阶段,逐渐窄化的空间里悄悄出现“文学四人组”——林益洲、温福明、林苑文与黄念松,这组文学死党高中甫毕业,就筹划一本文学刊物《度荒文艺》。

这是一份举着“现代文学”旗帜的期刊,在当时文学圈内颇为亮眼。事后回望,它岂不是华校末代高中生心仪现代文学而摆渡吟咏的瀣露曲?

尽管1976至1979年这段路风雨飘摇,末代华文中学里仍然每年冒现一批热衷中文写作的学生。《南洋商报》谢克主编的《学府春秋》成了当时一亩掀飘稻浪麦香的文艺田,在最后关头展臂欢迎嗜字的学生耕夫参与农忙,一切都让人感觉雨露匀沛、阳光普照。那年头华文中学里的另一道荣景,是各校出版的学生文艺刊物琳琅满目,虽然水平参差不一,但燃烧着的文化热情是一样的。那时候的学生期刊,多数在老师的协助与指引下,销售到其他友校,形成一个互通的文学网络。热爱写作的末代华校生在个人的成长期中,依然可感文学的强力磁场。

在校门外,文化田野上冒现了一本又一本华文杂志,在逐渐萎缩的华文书市中,他们是不妥协?是困兽斗?还是回光返照……每个人心里有不同的解读,反正一道道明光之后,它就睡成了一座休火山?

在华校的“末代王孙”阶段,逐渐窄化的空间里悄悄出现了“文学四人组”——林益洲、温福明、林苑文与黄念松——他们四人从海星附小到海星中学都是同学,都因为受到附小华文老师影响而爱上文学。中四毕业后,林益洲升学华中初级学院,其他三人进入公教初级学院。这组文学死党高中甫毕业,就筹划了一本文学刊物,名为《度荒文艺》。它创刊于1977年6月,止息于1981年,前后出版八期。这是一份举着“现代文学”旗帜的期刊,在当时文学圈内颇为亮眼。事后回望,它岂不是华校末代高中生心仪现代文学而摆渡吟咏的瀣露曲?

林益洲,使用过谷虹、史旅洛、纪明等笔名。香港作家徐速曾有“我认识这本刊物的创办人,例如谷虹与史旅洛二位,还有过不少文字缘”的误会;本地也有资料写明“《度荒文艺》是谷虹、史旅洛、林益洲等人编辑的”误解。其实上述三个名字同属一人。林益洲不是新加坡公民,来自印尼,初院毕业不必面对兵役问题。他们四人,在初院时便开始筹办文学刊物,1976年底华初毕业后,林益洲直接进入国大工程学院,其他三人则穿上戎装服兵役去了。因此《度荒文艺》创刊面世时,他们四人之中,三人当兵,一人上大学。我与益洲聊他的往事,他说离开中学升上初院后,心中的文学烈火持续,像烟瘾大了,手不离烟地抽,索性想法子筹钱办个文学杂志。有文学的狂热支撑,盈亏的事就其次了。

林益洲以谷虹笔名出版的《追夜》(华初文丛第一册)后记里有这样的一段话:“我的朋友林苑文、黄念松、温福明编辑一本学生杂志遭遇的一些问题,促使我们决心出版属于我们自己的书。限于经验、阅历等各方面的不足,计划拖了年余才实现。”《追夜》出版于1981年,我以为这片断隐含了1977年《度荒文艺》面世的缘起。那天在来福士城的法国餐馆里,我问益洲“编辑一本学生杂志遭遇的问题”指的是什么?沉思片刻,他淡淡回说:想不起了。毕竟,那是40年前的往事,青涩的少年已经步入花甲,岁月如烟,化了的就无痕迹。但追逐文学的现代化,是催生《度荒文艺》的思想动力,这点他没有异议。

我后来在《度荒文艺》创刊号发现了蛛丝马迹:当年他们想出版而遇到阻力胎死腹中的刊物,名为《现代文艺》,它是《度荒文艺》的“前身”。《度荒》创刊号里谷虹的作品《殉道者》文末有附记:“本文改自七六年的一篇旧作,当时是打算作为《现代文学》创刊纪念文,颇具纪念性。《现代文学》后来出版不成,本文至少标志那一段日子里,我们所付出的心血。”《殉道者》以殉道者自喻,让人感受到末代华校生执着燃烧的一团文学烈焰:“我们对财政问题发愁,最困难的是销路问题……即使所印刊物全数售出,也要遭受亏损……最后,一个朋友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再无其他路可走了。如果上天注定我们殉道,那又何以惧之,何妨为之……马来西亚还有一本《蕉风》杂志孤军奋斗,星加坡文坛除了曲解现实主义,使着鲁迅的余威喊喊几句口号的‘写实’作家之外,什么也没有,这次我们举起现代文学的旗帜,若是不能卫道,我们何惧于殉道。我们以大无畏的精神决定出版刊物之初,未免有些忐忑不安。但我们抱着‘大不了与书偕亡’的态度,在黑暗中咬紧牙关向前摸索。也许成绩不如理想,也许会血本无归,但是这些都无阻于我们的决心。这条路自然是难走些,但是我们愿意走下去;在这条路上,我们愿意做第一个殉道者。”这是末代华校高中生内心执着的文学烈火,在晚秋肃瑟氛围里的呐喊。

市场,确实是个让人头痛的问题。他们出版《度荒》,自己掏钱之外,再招揽人情广告与贺词,也很难应付当时每期2000元左右的出版开销。谷虹透露,《度荒》每期印刷1000本,海外同学帮衬、胜友书局以及直接卖到学校的数量,大约是一两百本,回收的成本约只有一半,所以每期都贴钱。《度荒文艺》出版八期后停刊,倒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好稿件难求,便决定停刊。好稿难求,确实是本地杂志人感同身受的短板。《度荒》诸君子初出茅庐却能凭一己之力邀约香港作家徐速、台湾诗人罗青、美国学者颜元叔、马来西亚文评家温任平、印尼作家黄东平与罗密欧郑等海外文化人的支持,没有强大的动力,大概不易有此成果。谷虹透露,能得海外作者赐文相挺,其实是凭着一点热忱、勤于写信的所得。

不得不提一提徐速。《度荒文艺》创刊号刊首的文章《释度荒》一文,作者正是徐速。当时这群20上下的青年,如何与大名鼎鼎的徐速扯上关系?徐速的小说《星星、月亮、太阳》1961年被导演易文搬上银幕,由尤敏、葛兰、叶枫三大名旦担纲主演,影片轰动一时,并于翌年夺得第一届金马奖四大奖项。林益洲透露,1974年他念中四时,自己卷入了与香港名作家慕容羽军在《当代文艺》的一场笔战,因而结识《当代文艺》主编徐速。《度荒文艺》创刊时,邀约徐速赐稿,他写了《释度荒》一文,表达他对文青创办杂志的支持。

《度荒文艺》的四人组上中学时,经常聚在林苑文家谈文说艺,交流彼此的现代文学感受。他们接触到现代文学,应该是1973或1974年左右的事,那是中三、中四十五六岁的年纪。林益洲24岁时的一段文学感言,记录在《追夜》的后记里: “邂逅现代文学不到一年,正是情绪高昂,热情洋溢的当儿,常常和三两友好,一谈文学就是一个下午晚上。同时期我接触到余光中、郑愁予、颜元叔等人的作品,成为我皈依现代文学的开始……自七三年由徐志摩的诗入门开始,我的文学观大大改变,几年后逐渐彻底‘现代化’。后来和几位好朋友合编一本杂志,有一次碰到一位颇受敬爱小学老师,言谈已经格格不入。我的写作热忱是由他一手点燃的,不过这时已经感到我和他背道而驰。”

一起步,《度荒》就是现代的。创刊号首页的《度荒之路》开宗明义,“旧时代无疑是已经过去了,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文学形式来填补真空。我们尊敬传统,推崇古文学家,却没有理由迷恋旧文学的传统与精神……我们的作家应该循序吸收、消化和创造的原则,寻找出一个属于我们时代我们地区的文学形式。”《度荒》从创刊开始,直到第八期停刊为止,每期都有几篇关于文学的论述文章,这是本地现代文学刊物少有的现象。它的主要推手和写手,正是青年林益洲。《度荒文艺》在本地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因这些论述文章而有了不同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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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荒文艺》第二期开始推出“诗乐”的概念。(周维介提供)

《度荒文艺》创刊时,我刚服完兵役进入职场,还燃烧着文学的热情。在书店里邂逅《度荒》,琢磨它的刊名,欢喜。“荒”,是一种不丰盈的状态,要捱过它,谓之度荒,这是我当时的解读。回家翻阅,初生的清新气息扑脸而来,它透露了一组年轻人对当下文学的不满足,理想浮现,化为行动,开了一树文艺花。

谈《度荒》,得说一说“诗乐”。《度荒文艺》自1978年3月出版的第二期开始推出“诗乐”的概念,它的宣言如是表达:“诗和音乐断线是在五四新诗兴起之后,最明显的莫过于再不受韵律的左右。这是新诗的优点和缺点。音乐性大大减弱后的新诗不再朗朗上口,成为新诗无法广泛流传的原因之一。随后崛起的现代诗,对原则、经验、联想要求更自由的发展,更加剧诗和音乐的脱节。现在我们大胆的再尝试撮合诗与音乐,因此以‘诗乐’为名,希望能做到‘诗以乐兴,乐以诗传’的境界。这也是我们致力于现代诗普遍化的步骤之一。”

上述概念,与1977年潘正镭在南洋大学讲堂上历史课时走了神,写一首诗传给张泛,他当下把它谱成曲的行动,完满地不谋而合。南大诗社于翌年在校内举办第一次“诗乐”作品发表会的时间点,与《度荒》发表“诗乐”作品齐头并进,它们概念相近、灵犀相通。《度荒文艺》中的诗乐推手,是黄念松与林苑文。它几乎每期都发表一两首诗乐作品,量不多,却传达了勇于尝试的信念。在《度荒文艺》发表的十几首诗乐,大部分是黄念松谱曲的作品,估计多半没有公开演唱过。据我所知,其中高斯林谱曲,慧盈(卡夫)写诗的《黄昏星》,曾在阿裕尼文学会主办的“四月风”诗乐民谣演唱会中发表过。

1976至1980年间,社会华文气氛低迷之际,阅读市场已呈现下坡路状态。国家图书馆编印的《新加坡华文期刊50年》显示,这几年里由在籍或刚离校的华校生创办的文学刊物有《红树林》《度荒文艺》《楼》《同温层》等。这几份刊物,恰巧都带着“现代文学”的蒜香,而《度荒文艺》前后出版八期,历经六年而终,刊期仅次于《同温层》。在追求现代文学的路上,《度荒》开辟了一亩田,要求种出不同的蔬果,它提倡诗乐创作,尝试创作诗剧,推广儿童诗歌,努力推展现代文学论述……从事文学,需要不一般的热忱,这四名结识于小学,中学时期经常聚集谈文说艺的文青,踏入社会之后,各奔前程,与文艺创作绝了缘。那天向益洲问起各人状况,才知道四人之中,温福明与林苑文在中年之际,已悄悄告辞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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