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校的“末代王孙”阶段，逐渐窄化的空间里悄悄出现“文学四人组”——林益洲、温福明、林苑文与黄念松，这组文学死党高中甫毕业，就筹划一本文学刊物《度荒文艺》。
这是一份举着“现代文学”旗帜的期刊，在当时文学圈内颇为亮眼。事后回望，它岂不是华校末代高中生心仪现代文学而摆渡吟咏的瀣露曲？
尽管1976至1979年这段路风雨飘摇，末代华文中学里仍然每年冒现一批热衷中文写作的学生。《南洋商报》谢克主编的《学府春秋》成了当时一亩掀飘稻浪麦香的文艺田，在最后关头展臂欢迎嗜字的学生耕夫参与农忙，一切都让人感觉雨露匀沛、阳光普照。那年头华文中学里的另一道荣景，是各校出版的学生文艺刊物琳琅满目，虽然水平参差不一，但燃烧着的文化热情是一样的。那时候的学生期刊，多数在老师的协助与指引下，销售到其他友校，形成一个互通的文学网络。热爱写作的末代华校生在个人的成长期中，依然可感文学的强力磁场。
在校门外，文化田野上冒现了一本又一本华文杂志，在逐渐萎缩的华文书市中，他们是不妥协？是困兽斗？还是回光返照……每个人心里有不同的解读，反正一道道明光之后，它就睡成了一座休火山？
在华校的“末代王孙”阶段，逐渐窄化的空间里悄悄出现了“文学四人组”——林益洲、温福明、林苑文与黄念松——他们四人从海星附小到海星中学都是同学，都因为受到附小华文老师影响而爱上文学。中四毕业后，林益洲升学华中初级学院，其他三人进入公教初级学院。这组文学死党高中甫毕业，就筹划了一本文学刊物，名为《度荒文艺》。它创刊于1977年6月，止息于1981年，前后出版八期。这是一份举着“现代文学”旗帜的期刊，在当时文学圈内颇为亮眼。事后回望，它岂不是华校末代高中生心仪现代文学而摆渡吟咏的瀣露曲？
林益洲，使用过谷虹、史旅洛、纪明等笔名。香港作家徐速曾有“我认识这本刊物的创办人，例如谷虹与史旅洛二位，还有过不少文字缘”的误会；本地也有资料写明“《度荒文艺》是谷虹、史旅洛、林益洲等人编辑的”误解。其实上述三个名字同属一人。林益洲不是新加坡公民，来自印尼，初院毕业不必面对兵役问题。他们四人，在初院时便开始筹办文学刊物，1976年底华初毕业后，林益洲直接进入国大工程学院，其他三人则穿上戎装服兵役去了。因此《度荒文艺》创刊面世时，他们四人之中，三人当兵，一人上大学。我与益洲聊他的往事，他说离开中学升上初院后，心中的文学烈火持续，像烟瘾大了，手不离烟地抽，索性想法子筹钱办个文学杂志。有文学的狂热支撑，盈亏的事就其次了。
林益洲以谷虹笔名出版的《追夜》（华初文丛第一册）后记里有这样的一段话：“我的朋友林苑文、黄念松、温福明编辑一本学生杂志遭遇的一些问题，促使我们决心出版属于我们自己的书。限于经验、阅历等各方面的不足，计划拖了年余才实现。”《追夜》出版于1981年，我以为这片断隐含了1977年《度荒文艺》面世的缘起。那天在来福士城的法国餐馆里，我问益洲“编辑一本学生杂志遭遇的问题”指的是什么？沉思片刻，他淡淡回说：想不起了。毕竟，那是40年前的往事，青涩的少年已经步入花甲，岁月如烟，化了的就无痕迹。但追逐文学的现代化，是催生《度荒文艺》的思想动力，这点他没有异议。
我后来在《度荒文艺》创刊号发现了蛛丝马迹：当年他们想出版而遇到阻力胎死腹中的刊物，名为《现代文艺》，它是《度荒文艺》的“前身”。《度荒》创刊号里谷虹的作品《殉道者》文末有附记：“本文改自七六年的一篇旧作，当时是打算作为《现代文学》创刊纪念文，颇具纪念性。《现代文学》后来出版不成，本文至少标志那一段日子里，我们所付出的心血。”《殉道者》以殉道者自喻，让人感受到末代华校生执着燃烧的一团文学烈焰：“我们对财政问题发愁，最困难的是销路问题……即使所印刊物全数售出，也要遭受亏损……最后，一个朋友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再无其他路可走了。如果上天注定我们殉道，那又何以惧之，何妨为之……马来西亚还有一本《蕉风》杂志孤军奋斗，星加坡文坛除了曲解现实主义，使着鲁迅的余威喊喊几句口号的‘写实’作家之外，什么也没有，这次我们举起现代文学的旗帜，若是不能卫道，我们何惧于殉道。我们以大无畏的精神决定出版刊物之初，未免有些忐忑不安。但我们抱着‘大不了与书偕亡’的态度，在黑暗中咬紧牙关向前摸索。也许成绩不如理想，也许会血本无归，但是这些都无阻于我们的决心。这条路自然是难走些，但是我们愿意走下去；在这条路上，我们愿意做第一个殉道者。”这是末代华校高中生内心执着的文学烈火，在晚秋肃瑟氛围里的呐喊。
市场，确实是个让人头痛的问题。他们出版《度荒》，自己掏钱之外，再招揽人情广告与贺词，也很难应付当时每期2000元左右的出版开销。谷虹透露，《度荒》每期印刷1000本，海外同学帮衬、胜友书局以及直接卖到学校的数量，大约是一两百本，回收的成本约只有一半，所以每期都贴钱。《度荒文艺》出版八期后停刊，倒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好稿件难求，便决定停刊。好稿难求，确实是本地杂志人感同身受的短板。《度荒》诸君子初出茅庐却能凭一己之力邀约香港作家徐速、台湾诗人罗青、美国学者颜元叔、马来西亚文评家温任平、印尼作家黄东平与罗密欧郑等海外文化人的支持，没有强大的动力，大概不易有此成果。谷虹透露，能得海外作者赐文相挺，其实是凭着一点热忱、勤于写信的所得。
不得不提一提徐速。《度荒文艺》创刊号刊首的文章《释度荒》一文，作者正是徐速。当时这群20上下的青年，如何与大名鼎鼎的徐速扯上关系？徐速的小说《星星、月亮、太阳》1961年被导演易文搬上银幕，由尤敏、葛兰、叶枫三大名旦担纲主演，影片轰动一时，并于翌年夺得第一届金马奖四大奖项。林益洲透露，1974年他念中四时，自己卷入了与香港名作家慕容羽军在《当代文艺》的一场笔战，因而结识《当代文艺》主编徐速。《度荒文艺》创刊时，邀约徐速赐稿，他写了《释度荒》一文，表达他对文青创办杂志的支持。
《度荒文艺》的四人组上中学时，经常聚在林苑文家谈文说艺，交流彼此的现代文学感受。他们接触到现代文学，应该是1973或1974年左右的事，那是中三、中四十五六岁的年纪。林益洲24岁时的一段文学感言，记录在《追夜》的后记里： “邂逅现代文学不到一年，正是情绪高昂，热情洋溢的当儿，常常和三两友好，一谈文学就是一个下午晚上。同时期我接触到余光中、郑愁予、颜元叔等人的作品，成为我皈依现代文学的开始……自七三年由徐志摩的诗入门开始，我的文学观大大改变，几年后逐渐彻底‘现代化’。后来和几位好朋友合编一本杂志，有一次碰到一位颇受敬爱小学老师，言谈已经格格不入。我的写作热忱是由他一手点燃的，不过这时已经感到我和他背道而驰。”
一起步，《度荒》就是现代的。创刊号首页的《度荒之路》开宗明义，“旧时代无疑是已经过去了，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文学形式来填补真空。我们尊敬传统，推崇古文学家，却没有理由迷恋旧文学的传统与精神……我们的作家应该循序吸收、消化和创造的原则，寻找出一个属于我们时代我们地区的文学形式。”《度荒》从创刊开始，直到第八期停刊为止，每期都有几篇关于文学的论述文章，这是本地现代文学刊物少有的现象。它的主要推手和写手，正是青年林益洲。《度荒文艺》在本地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因这些论述文章而有了不同的重量。
《度荒文艺》创刊时，我刚服完兵役进入职场，还燃烧着文学的热情。在书店里邂逅《度荒》，琢磨它的刊名，欢喜。“荒”，是一种不丰盈的状态，要捱过它，谓之度荒，这是我当时的解读。回家翻阅，初生的清新气息扑脸而来，它透露了一组年轻人对当下文学的不满足，理想浮现，化为行动，开了一树文艺花。
谈《度荒》，得说一说“诗乐”。《度荒文艺》自1978年3月出版的第二期开始推出“诗乐”的概念，它的宣言如是表达：“诗和音乐断线是在五四新诗兴起之后，最明显的莫过于再不受韵律的左右。这是新诗的优点和缺点。音乐性大大减弱后的新诗不再朗朗上口，成为新诗无法广泛流传的原因之一。随后崛起的现代诗，对原则、经验、联想要求更自由的发展，更加剧诗和音乐的脱节。现在我们大胆的再尝试撮合诗与音乐，因此以‘诗乐’为名，希望能做到‘诗以乐兴，乐以诗传’的境界。这也是我们致力于现代诗普遍化的步骤之一。”
上述概念，与1977年潘正镭在南洋大学讲堂上历史课时走了神，写一首诗传给张泛，他当下把它谱成曲的行动，完满地不谋而合。南大诗社于翌年在校内举办第一次“诗乐”作品发表会的时间点，与《度荒》发表“诗乐”作品齐头并进，它们概念相近、灵犀相通。《度荒文艺》中的诗乐推手，是黄念松与林苑文。它几乎每期都发表一两首诗乐作品，量不多，却传达了勇于尝试的信念。在《度荒文艺》发表的十几首诗乐，大部分是黄念松谱曲的作品，估计多半没有公开演唱过。据我所知，其中高斯林谱曲，慧盈（卡夫）写诗的《黄昏星》，曾在阿裕尼文学会主办的“四月风”诗乐民谣演唱会中发表过。
1976至1980年间，社会华文气氛低迷之际，阅读市场已呈现下坡路状态。国家图书馆编印的《新加坡华文期刊50年》显示，这几年里由在籍或刚离校的华校生创办的文学刊物有《红树林》《度荒文艺》《楼》《同温层》等。这几份刊物，恰巧都带着“现代文学”的蒜香，而《度荒文艺》前后出版八期，历经六年而终，刊期仅次于《同温层》。在追求现代文学的路上，《度荒》开辟了一亩田，要求种出不同的蔬果，它提倡诗乐创作，尝试创作诗剧，推广儿童诗歌，努力推展现代文学论述……从事文学，需要不一般的热忱，这四名结识于小学，中学时期经常聚集谈文说艺的文青，踏入社会之后，各奔前程，与文艺创作绝了缘。那天向益洲问起各人状况，才知道四人之中，温福明与林苑文在中年之际，已悄悄告辞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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