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培安：作家必须有自由的心灵

英培安在作家节活动上说，作家必须有自由的心灵，不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心灵，也是不受名利影响的心灵。

刚在本月11日落幕的新加坡作家节，首次以汉字为主题，“界”，除了是文学的世界，也意味着打破各种疆界，向往自由。

今年作家节致敬本地华文作家英培安，艺术之家（旧国会大厦）也策划了特别展览“英培安：自省与自觉”，介绍英培安生平和作品。特展将一直展至12月31日。

对于被选为致敬作家，英培安在作家节活动上如此说：“华文作家要想用文字生活，又想珍惜文字，不管成不成名，都很难不焦虑。我最希望当个小说家，通过虚构的故事，让我说想说的话。所以2000年开始，我什么都不写，专心写长篇。如果我不实践这个理想，我会更焦虑。我有个信念：作家必须有自由的心灵，不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心灵，也是不受名利影响的心灵。自由的心灵十分重要，文学的创新、道德的勇气、对正义的追求，都是要有自由的心灵才能体现。从中二发表第一首诗开始，到现在已经50多年，求学时不喜欢读书，成绩很烂，离开学校决定把写作当专业，我才发奋读书，这时候读书已经与文凭没有关系。我努力阅读，希望能充实自己，做个好作家。感谢作家节选我为先驱作家，这是一份荣誉，至于我担不担得起这份荣誉，要留给时间来证明。我确信的是，我花了不少心思和时间，竭尽所能，把作品写好。”

英培安这次也参与新加坡作家节的多项活动。本月3日，他与本地作家孙爱玲、中国小说家刘震云对谈，分享时代巨变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同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博士谢征达则专场分析英培安的小说世界。此外，6日举办的“与英培安的文学晚间”，英培安的太太吴明珠，好友徐惠民、刘培芳，译者程异、戏剧改编者谢燊杰等人上台分享他们与英培安的交往，为读者揭开作家私下的个性与生活面貌。

太太吴明珠还分享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当时吴明珠16岁，在友联书局经姚拓介绍认识英培安。吴明珠如此形容初见英培安时的感受：“他眼神的浪漫不羁之中也有善良的性格。”两人结婚已42年，育有一个女儿。两人互相扶持，吴明珠也参与翻译英培安的作品。在文学的道路上，英培安是幸运的，吴明珠规劝他，要做大作家，就不能写小文章，要写大部头的作品。他才能无后顾之忧，全心创作长篇小说，交出一部部代表作，最终也获得国家（文化奖）与国际文坛（入选《亚洲周刊》年度好书奖、作品翻译成多种语言）的认可。

亲朋好友分享他的轶事之后，英培安不忘幽默：“谢谢大家对我做过的事情记得那么详细。这种经验我之前经历过一次，比较不好，就是在内政部里面，这次比较好。我不知道我做过什么事，他们都知道……很感激大家。”

说着全场大笑。

对于当年被内安法令拘捕，大家也并不讳言。

好友徐惠民、本地名嘴上台分享时，谈到1970年代到英培安经营的前卫书局打工。徐惠民说，英培安当时进的都是台湾书，多是李敖、柏杨的作品，不过当时最流行左派，所以徐惠民从中国大陆和香港进口书籍，他还记得《七十年代》杂志，一期可以卖700本，销量非常惊人。没想到渐渐就让英培安被内政部盯上，最后英培安遭牵连被拘捕。

“我当时进了一本《怎样养鹿》，当然被英培安骂，新加坡都没有鹿，结果两天就卖出去。那时候，只要是中国大陆出版的书，都能卖。”

后来徐惠民到丽的呼声工作，请英培安写剧本。徐惠民说，英培安的字迹很潦草，有时自己都看不懂，天底下只有徐惠民能认得英培安的字迹。

英培安经营草根书室，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备受本地文化圈崇敬。旧草根书室虽然结束，却造就今天新草根书室与城市书房，两家华文独立书店的新格局。由林仁余、林韦地、林永心接手的新草根，在武吉巴梳路一带扎根，成为许多文青聚会的场所。林婉菁创立的城市书房，关心社会议题、边缘群体、新马历史，继续在桥北中心思辨本土。林婉菁曾在旧草根书室打工三年，深受英培安影响，投入华文出版和书店生意，丈夫更为了她把设计工作室迁入书店，想尽办法养活书店。

英培安告诉记者说，开书店之后，方知世界之大，阅读经典名著，人才学会谦卑。

英培安是文学多面手，他以现代诗展开写作旅程，接着创刊《茶座》《接触》，经营前卫书局与草根书室，创作广播剧，1990年代又前往香港写作专栏营生，2000年开始专注长篇小说创作。

刘培芳推崇英培安的短篇小说，她认为作品幽默精彩，刺中要害，很适合推荐给现在不愿阅读长篇的年轻人。

她以极短篇《诽谤》为例，一只鹦鹉因为听了反对党群众大会而学舌大呼：“打倒独裁政权”，结果反对党人被告诽谤，入狱罚款，鹦鹉学舌也被判坐牢，至于鹦鹉的主人，则因管教不严被治罪。

英培安在与孙爱玲、刘震云对谈时分析自己的生活际遇、文学创作与新加坡华校生历史的关系。他认为1980年代新语文政策实施以后，再无华校生，也再无华校生文学。身为华校生，英培安自认文学倾向现代主义而非现实主义主流，个人也不好集社，但骨子里，在关心社会政治的面向，其实来自华校生的传统。

长篇小说《骚动》，写的是英培安未曾亲身参与的学潮年代，为何选择这个题材？

他说：“在英殖民时代，大家都有争取独立的情怀，很多华校生都参与过左倾政治活动。由于政治包袱，这类作品很少，1950年代新加坡发生的学生运动，我当时就读教会小学，没有参与，但长大之后觉得这场运动很重要，所以鼓励年纪大的、参与过运动的文友创作，但他们不愿意写。我没有包袱，我就此虚构《骚动》，书写参与的年轻人的理想与挫折。我想如果由参与过的人来写，一定与我不同。有人说我的骚动不只是政治骚动，还有情欲的骚动。”

英培安长篇小说出现过许多华校生人物，从《孤寂的脸》《我与我的二三事》到《画室》，都离不开华校生的命运。

“这些小说人物都陷入无可奈何、悲凉的处境，是虚构也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