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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南发:那个左旋右转的年代——中正杂忆

1969年学校假期,作者和部分同学在刚竖立的杨惠民雕塑《三十而立》前合影,雕塑近年已被拆除。(杜南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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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左旋右转的年代,时代如此,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各个层面,都在迅速转动,我们都是旋转中的花叶,自以为是自由自在,其实都是身不由己。

1. 从樟宜海边的俱乐部走出来,已是午夜时分,海风迎面吹拂,微微咸腥,略带潮湿的暖意,仿佛岁月和感情交织的味道,如同停车场上长长的树影,任凭我们的车子来去,只要树在,影子就会一直留在那里,如同我们和母校永远的联系。

那是每年一度的同学聚会,俱乐部经理听说我们是近50年前的同一班,年度班聚会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不禁说你们中正同学真好。

那是1969-1970年次的中正总校高二E这一班。

2. 中四会考后的假期,我一直在父亲的商行帮忙,便一心只想学做生意,一天父亲突然发现学校已开学,我还在公司里,当场派了个伙计,开车把我“押送”到加东月眠路,车子直接开入校园,一进办公室,就遇见副校长谢添顺,见我长发牛仔裤,问我来干啥,一听是来报到上课,立刻大喝一声:“看你这样子,哪里像个学生?!”

这是我进入中正的第一个“见面礼”!

就这样,这个不像学生的学生,就成为中正的学生。

3. 上课之后才知道,当时中正高中各班,除了分文理班,还有不同的科系名目,如经济班、地理班等等,我们这一班,竟然就称为美术班!

当时我连炭笔和铅笔、水彩和油彩都分不清楚,甚至毫无概念,更不用说什么几号笔和画纸类型,不知道为何会被分配到美术班。

毕业时翻看毕业册,却又没有见到这些科班的名字,这疑问却从来没人追问,当然也就不会有答案,而且和我们后来无论升学就业,也毫无关系——只是后来我对研究书画艺术产生兴趣,就不知道是否当时莫名其妙“被注定”的一线姻缘。

4. 虽说是美术班,文科班的课业还是一科不少,而且全是会考科目。

高一班导师王世镇老师,负责高中华文,一口老一辈中国地方腔的华语,浓郁顿挫,大声朗读课文和解释,仿佛用尽全身气力,那种老一辈认真诚恳的态度,让年少轻狂的我们,在他面前也不敢造次。

永远记得他讲的第一课就是《乾·文言》,那竟是易经乾卦初九爻辞的解释,虽然是我们从中学就熟悉的文言文,但上古爻辞毕竟非同小可,开卷如见天书,满头雾水,只好认真作笔记和背诵,混沌之间紧记的元亨利贞、从“见龙在田”“飞龙在天”,读到“潜龙勿用”“亢龙有悔”,不知不解,只是所记下几个名词之间的关系,竟然终身都忘不了,后来读周易,好像一开始就有了把钥匙。

或许这就是传统华文教育及课文与人生知识之间,一种无形而有效的影响关系吧。

5. 1959年新加坡自治之后,发展到1965年独立建国,传统华校教科书长期存在的中国意识,渐渐被“合于本邦立国精神,并能促进各民族之相互了解与合作”的新课程纲要新诉求所取代。

1969年我进入中正总校所用的华文课本,是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的《最新高中华文课本》 语译本,全套六册,高一和高二各修读三册。

我迄今还保留有整套当年读书的课本,封面清楚印有“参照教育部1966年新标准编订·星加坡华文高级中学一(二)年级适用”的字眼。是友联根据《新加坡华校后期中学中华语文1964-1965年高中会考篇目》而编定的课本。

课本从《左传》的《曹刿论战》,《穀梁传》的《虞师晋师灭夏阳》,《战国策》的《邹忌讽齐王纳谏》等上古史散文,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选,及王守仁的《答顾东桥书》,黄宗羲的《原法》,顾炎武的《有友人论学书》,到近代蔡元培的《复林琴南书》,费孝通《英国的海德公园》,朱自清《伦敦的文人宅》等,真是上下古今两千年,有历史和思想的论证,有文学艺术名作,有诗文词赋曲等各种文学体裁的作品,文言白话,洋洋洒洒,是一套中华文化精华选集。

最重要的是文言文在课文中的比例超过70%,充分反映出当时华校高中生的语文水平。

当年读的这些课文,虽然有些在后来的生活中未必用得上,但其丰富的思想与修养,对人格与生活态度不知不觉的滋养,却是终身受用。

春风化雨露,润物细无声。如今回首来时路,春风只在园西畔,荠菜花繁蝴蝶乱

6. 印象最深的老师,当然是教文学课的刘世朝老师,他就是一口潮州腔华语,一派名士作风的南洋名诗人刘思。

他永远把皮鞋当拖鞋穿,鞋后跟压得扁扁平塌,每当听到课室外走廊传来啪啦作响的声音,就知道是刘老师来了。随着就是带烟味的一阵旋风卷入课堂,快步一上讲台,把鞋一踢,就盘腿端坐书桌后的四方木椅上,轻轻松松,开始讲课。

如此开场,与众不同,宛如夫子杏坛开讲,一派古风,特别是他讲的是中国文学,诗词歌赋,读起来就更有味道。

他还喜欢以古诗词结合现实说笑话,增添情趣,如把时髦女性穿的露背装,称为满街都是赤壁赋;一回兴起,还顺口把班上同学名字串成七言古诗,如班上两位女同学名为丽儿与晚霞,他一出口就是“晚霞飞上丽儿颊”,有情有趣,浑然天成。

偶然烟瘾突发,他也会突然停课,走到廊外当一阵神仙,回来就精神奕奕,讲起课来分外精彩。令人想起汪曾祺说过,他的老师沈从文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还说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这些潇洒的名士作风,如今听来,恍如神话,前代风流,毕竟早已随雨打风吹去,只留在那个时代的记忆里,因为充满人性自由的色彩,所以依然活泼鲜明,永不褪色。

还有教地理的蔡楚君老师,因为负责为中正30周年校庆典礼上导编一场俄罗斯土风舞,亲自挑选我参加,我却“抵死不从”,拒绝当“舞男”,双方坚持多时,最后无解了事,但她却和我们全班同学多年来一直保持密切联系,情谊长在。

高二教历史课的曾渊澄老师,教我们一套应付会考的“绝招”,就是无论朝代兴起或灭亡的原因,都一律以政治、经济、社会等几个因素回答,因素越多越好。会考时当然依样画葫芦,结果却让我最拿手的历史科惨遭滑铁卢。

他是我同学好友曾渊沧的兄长,后来相聚谈起,已成“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高一教历史的廖宝强老师是书法家,当年台大文凭不受教育部承认,只能以高中文凭任教,却整理出一份《中国历史大表》,化繁为简,条理分明,可见功力。曾来班上代课一段短时期的庄声畴,后来留学法国成画家。还有平时不苟言笑的高二主任导师郑元恺老师等等,人人各有性格,但都认真教学,令人难忘。

当然还有我们都尊敬的邱新民校长,他体型总让人想起“君子不重则不威”,却很有亲和力。曾见过他坐小木舟在中正湖上垂线作测量,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国近代最传奇的云南西南联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学生,难怪每逢亲自到班上代课,讲到地理或文学,都说得特别生动,因为课文里许多地方他都到过。太太作家刘瑜(笔名弗特)也是西南联大同学,大概是新加坡唯一一对西南联大夫妇。退休后每当应报社之请写稿,夫妇俩总是亲自搭车到报社送稿。邱校长也是东南亚历史学家,经常从事田野调查工作(如测量中正湖就是)及学术研究,著作等身,令人敬重。

7. 既然是美术班,美术主任杨惠民老师就是我们实际上的班级导师,他是早年留学上海的新加坡第一代雕塑家,科班出身,素描水彩油画自然样样皆通。为人随和,讲究实习,会在同学们习作时择要指点,却不轻易下笔修改,要同学自己从实践中摸索掌握,他说这才是自己真正的东西。

当时位于校门旁的美术室(后来变成科学楼)就成为我们这一班的天堂,因为摆满大小石膏像及各种美术器材,老师还把钥匙交代给负责的同学,大家进出自由,俨然成为我们在学校里的“特区”。

1969年我们高二那年是中正创校30周年,杨老师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创作一个大型抽象人形符号雕塑,从小型泥塑,到倒模制作中型石膏,都在美术室后空地进行,我们也经常会协助老师制模等杂物,看着雕塑随时间慢慢成型。

这座半抽象人体造型雕塑,特别之处的胸腔全空,一片坦荡,就竖立在礼堂前的湖边石座上,当年我们都在现场见证校董主席吴水阁陪同教育部长王邦文主持的开幕仪式。

杨老师说,这片坦荡胸怀,就代表校歌里高唱的“曰吾中正,至大至刚”的文化精神。只是当时姚苏蓉唱的《负心的人》正红透半边天,我们班上同学都把这座雕塑称为“负心的人”,老师听了只含说我们胡闹,也就过去。

近半世纪后回母校,却发现这件30周年纪念的艺术雕塑,已被移下湖边石座,成为一座新楼的守门人,沦落校园一隅,风雨无情,黯然凋零,反而是大家都成了“负心的人”。

8. 1969年进入中正总校,我们就成为中正礼堂大楼的第一批使用者,记得50年代时我兄长读中正分校,也曾为筹款建礼堂的活动出过力,几代中正人努力的心血,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就成无功却受禄的乘凉一代。

崭新的礼堂,造型结合古典元素与现代设计,也成为我们周会及各式课外活动的场所,1968年这里演出带有政治色彩的戏剧《悬崖》,班上同学参与演出,我们美术班负责制作舞台布景,演出当晚,我却在现场见证了一场散发政治传单及礼堂门口有人当场被捕铐押带走的一幕。

当时校内的厕所,还不时会出现被油漆涂盖的政治口号,班上课室墙壁也有大片被灰漆涂抹掉的标语痕迹,我们天天都在油漆的痕迹下上课。

上课时,还不时会有“突击检查”,由校务主任叶茂林带着数位老师,一进课堂就喝令全班不能动弹,然后一一搜查书桌和书包,查看有无政治违禁刊物,虽然他们都是满脸笑容,态度亲切,毕竟还是会令人心悸。

这是早年激荡的政治风云余波,犹如台风中心虽已远去,外围气流依然风雨不绝。

那是个左旋右转的年代,时代如此,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各个层面,都在迅速转动,我们都是旋转中的花叶,自以为是自由自在,其实都是身不由己。

1969年进入中正,还是60年代。一旋一转,1970年走出校园,已经是70年代了。

(后记:中正两年,留下无数记忆,如同心灵上的文身,伴随一生。稍掀一角,已闻涛声依旧,惟恐泛滥,只能按下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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