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百年:风中的答案——新文学到新华文学的百年观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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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文学到新华文学系列①

从1919年到2019年,百年来新马华文学到新华文学的成长轨迹,主要是中国、本土、西方三大元素,在不同时代里交集互动,相互消长的演进历程。这三大元素的历史关系与走向,共同形塑百年来新马两地华文文学生命发展的立体形象,构成一路蜕变的标记,贯串其间“始终像一根红线”的主要因素,就是时代性。

一、答案在风中

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条路,才能被称为一个男人……答案啊,我的朋友,在风中飘荡;答案在风中飘荡。

这是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兼歌手鲍勃·迪伦(Bob Dylan)名作《答案在风中飘荡》的第一段和副歌。

新文学到新华文学,从中国走到本地,自1919年走到2019年,走过100年时光,要走过多少条路?回首前瞻,又是如何一番景象?一路风雨,一路走来,又有什么答案在风中飘荡?

二、名义的界定

新文学到新华文学,词语简单,意思明白,但对内涵的界定,却有许多不同的解读。

先说作为中国新文学简称的“新文学”,对其诞生(起点)年代的界定,就有不同说法。

常见的说法是,以1919年五四新文学运动作为新文学的起点。但有学者认为,应提早到1918年甚至1917年,因一种新文体的确定,需要有创作与理论为依据。第一批新文学创作(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和胡适等人的第一批白话新诗)就出现于1918年;新文学理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等)更早在1917年就已出现。

还有,学者以文学发展的延续性观点,指出晚清文学改良与新文学的“改良”之间的关联,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王德威语,早年周作人更曾把新文学源头上溯至晚明)的说法,把新文学的源头更向前推。

这些说法,各有其理,何者为是,见仁见智。

作为新加坡华文文学简称的“新华文学”,公认定义是以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为起点。

但从文学的发生/诞生而言,华文文学在新加坡本地场域出现与成长的时间,又早于国家建立逾百年。

基于地缘与时代因素,新加坡独立前的本地华文文学向来被称为马华文学(如方修大量著作均以“马华新文学”为名及定位),实际内涵包括新加坡和马来亚两地文学,彼此互动关系密切,并往往以在新加坡发生的文学动向为主导力量,但多年来(新马政治分家前)并未有以地域之分而特别凸显出“新华文学”的概念与用词。

即使1965年新加坡建国后的十余年间,新马两地依然未见有出现“新华文学”一词或提出这个新概念,但已开始出现新马并称的新现象。

1972年李廷辉主编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首次出现两地并称的“新马华文文学”一词,直到1979年赵戎编《新马华文文艺词典》,依然延续这种“新马一家”的文学史定位。

由于政府社团组织注册的规定,本地文学组织最早在名称上“脱离”马华,以新加坡为定位,如1970年成立的新加坡作家协会(1976-1987年一度改称“新加坡写作人协会”),及1980年成立的新加坡文艺研究会(1990年改名新加坡文艺协会)。

虽然在1976年已有出版社出版《新加坡文艺季刊》,但据主编杨松年称,“敢以新加坡为名,是旨在希望打破门户之见”(2003年《南大资讯》访谈),创刊宗旨只强调“编选好作品,不分派系”,说明所重仅为创作风格,并未强调新加坡的本土文学意识,故当年的“新加坡文艺”与“新华文学”,在定位与“正名”意识上仍有不同。

文学选集往往是作品的文学意识与作者“身份”界定的体现形式之一,又不完全受到正式文学史的界定与定位应有的严谨性所约束。

随着1982年柏杨主编的《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1983年王润华、黄孟文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品选集》 等文选集相继出现,显示“新加坡华文文学”在1980年代才开始明确定名与定位。

1990年代及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华文学”就广泛见诸于各文学场域,成为本地作者创作意识、书刊或学术研究的专用名词。如新加坡作家协会1978年创刊的《文学半年刊》,在1998年就正式改名为《新华文学》;2012年欧清池、呂振端主编的《新华文学大系》,更直接以1965年为收集起点。

虽然新华文学的政治性历史定位应由新加坡独立建国开始,但就文学发展史而言,毕竟不能忽略早年属于马华文学时期的“前身”那段生命诞生与成长的历程,前后两个阶段合起来才是一部新加坡华文文学史的全貌。如2002年黄孟文等主编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内容叙述就是由1919年至1995年。

有关名词与内涵重叠造成的混淆现象,当然由于历史与地域因素所导致,为更明确厘清彼此的关系与定位,或可放弃过去的习惯名词,依循同一历史地域原则,把1965年前包含两地作品时期的马华文学,改称为“新马华文文学”(与方修的“马华新文学”有别),1965年新加坡建国后则各自重新定位为为新华文学及马华文学。

事实上,无论新文学、新马华文学、马华文学或新华文学,究竟应以文学场域或历史事件的年代为定位,或是以文学发展(审美)的延续性观点定位,不同的界定与解读,正显示文学史与文学本身在思维观念与叙述模式之间的复杂纠葛,这也拓宽对文学史或文学发展的多元/多向审视与解析的可能领域。

因此,对新马华文学或新华文学,也就有了多种读法的可能。

三、多样化解读

从新马华文学到新华文学,对文学发展史或性质的审视与解读,两地学者(因新马两地文学的历史血缘可并列参照)历年来就有多种读法,主要有:

1、方修的现实主义文学史观:

把现实主义视作马华文学史的主潮,观点从社会政治视角出发,带有明显的左翼文学意识形态色彩,并以反封建、新兴文学运动、抗日与救亡文学等时代动向与盛衰,建构文学史的分期。

2、杨松年的“本地意识”发展史观:

根据作者与社会互动的精神心态观点,以侨民思想、南洋思想/色彩、马来亚地方性/本地意识等一系列时代思潮的变化,作为文学史分期标准。

3、王润华的“后殖民文学”解读:

根据后殖民文学理论,并以本土多元文化的社会与创作语境,解读新马华文学具有中心(本源)与边缘的“双重文学传统”,进而建构新华文学的独特性(本土性)与国际性(自主性)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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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马华文学到新华文学,对文学发展史的解读,两地学者历年来有多种读法,主要有方修(上排左起)、杨松年、王润华、柯思仁(下排左起)、黄锦树、张锦忠。(档案照片)

4、柯思仁的“华语语系”视角:

以区隔中心(本源)与边缘(在地)关系的华语语系理论,探讨新华文学从强势转为弱势,在新加坡社会现实语境书写中渐成为“小文学”的定位问题,及如何进行自我身份认同调整,立足跨文化互动交流,重构新华文学“在地性”的身份认同。

5、黄锦树的美学现代主义文学史观:

以美学标准作为文学史写作的主要维度(其他还有马华性和经典性),并认为只有现代主义才是真正美学的代表。他一方面强调文学的现代性,一方面强调马华文学应与中国文学切割以彼此形成“对话”关系,自成“主流”。

6、张锦忠的“复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论述:

以文学史建构过程充满异质性、多重性的交集,因此必须考虑更多的关系。他也指出“马华文学”的传统定位语意涵盖族裔与语系的“复系统性”,并提出属于族裔文学的新词彙“华马文学”(华裔马来西亚文学,包含华人的非华文写作),以区隔两者的指涉边界。

上述六种不同的解读,代表老中青三个世代两地学者的观点,也隐隐体现从新马华到新华(马华从略)文学在不同时代的生命情境。

大致而言,早期的解读偏重于建国前的研究(如方修、杨松年,主要的资料收集与论述均以1949年为止),后期则多以建国后的新华文学为研究重点(如王润华、柯思仁等)。

论述观点,则有单向度文学史观的架构(如方修、黄锦树),也有社会人文的演进概念或各种西方理论的论述视角(如杨松年、王润华、柯思仁、张锦忠等)。

虽然解读重点与视角各有不同,但基本包含两大课题:一为文学史分期标准,二是新/马文学的身份定位标准。

这两个课题的基本性质,一是历史性,二是文学性,两者交织,构成贯穿各种不同解读之间共同的一条主要脉络——时代性。

无论延伸五四的现实主义、本地意识、后殖民文学,或美学现代主义、华语语系,或马华、新马华、新华,甚至“华马”(或“华新”)等概念的审视、重审或重构,不同的叙述与视角,历史或文学、意识与表现,均和时代性有关,也是时代性的体现。

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及“十代九变”(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是历史发展与文学现象的一条规律,这也使得文学观念具有历史流动变化的特征。

急剧、频繁而巨大的政治社会变迁,对20世纪中国与海外华文文学在各层面的影响,尤显突出。

有学者(如方修)强调,新马华文新文学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在海外的一个文学分支;也有学者(如王润华、杨松年、柯思仁等)则立足于本土的历史社会演变现实,摆脱中国文学与新华文学的关系,独立解读新华文学;各都是一种时代性观念的表现。

文接下期:中国本土西方的交集与互动——新文学到新华文学的百年观省

(杜南发是本地作家、南洋商报文艺副刊《文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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