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文学到新华文学系列②
当然，“五四时期”富有人格魅力，文化理想与创作禀赋的作家为数不少，而每一位都有其独特的个性与创作风格。这是“五四新文学”所强调的“文体的自觉与革新”在作家主体意识层面的表现——人的自觉，风格的个性化。郁达夫说过：“文学里最宝贵的是个性表现。”郭沫若认为：“艺术是我的表现，是艺术家的一种内在冲动不得不而的表现。”周作人的“美文”就具有知识与趣味的特质，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胡适语）。尽管，胡适呼吁有志文学革命者创作自由体的“白话诗”，打破旧诗格律的束缚，好比他的《关不住了》（译自美国女诗人Sara Teasdale的“Over the Roofs”）就是自由体的实践文本——“我说：‘我把心收起，像人家把门关了，叫爱情生生的饿死，也许不再和我为难了’。但是屋顶上吹来，一阵阵五月的湿风，还有那街心的琴调，一阵阵的吹到房中。一屋子都是太阳光，这时候爱情有点醉了，他说：‘我是关不住的，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即尝试语言与形式的革新。闻一多却提出新格律诗的“三美”，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与他诗观相近的“新月诗派”同人也认为“和谐与均齐”是新诗重要的审美特征。卞之琳致力于哲理诗的创作，表现一种冷静智性化的思辨美。冯至则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派”的影响，极力经营诗的抒情意象与象征。施蛰存就认为纯然的现代诗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诗形”（《现代》第4卷第1期）。再者各种西方创作理论与流派的引进，对于“五四文学”带来极大的影响与启发。有的作家“为人生而艺术”，有的信仰“为艺术而艺术”。是以“五四文学场”的精彩，就是个性及风格的“众声喧哗”；即俄国评论家巴赫汀（M.M. Bakhtin）所指陈的“一种多声调的社会对话及实践方式”，非口号式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能概括。岛国文学场对于这样的“众声喧哗”蕴蓄足够的能量吗，能否以“五四文学”为借鉴？
多年以后，备课时细读《文学改良刍议》，既被胡适恳切的言辞感动——“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记者末学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辅以友朋辩论，其结果所得，颇不无讨论之价值。因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言之，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5号）。
随后又翻阅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当年也用“记忆法”背下三大段排比句——“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翻铺张的陈腐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翻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样的说法，现在看来并非创见，反倒是行文严谨，思想清晰，句句读来让人动容——“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末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号）这样的文言表述，我们这一代人是写不出来的。霎时间，五四知识人激昂的呼告如巨浪掀起，从遥远的大西洋席卷而来，汹涌澎拜，冲击人心。
尽管“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倡导者却都是受过古文熏陶，陈独秀当过秀才，中过举人；胡适、鲁迅、郁达夫等受过私塾教育，都能写作古诗。若没有古典教育的扎实根基又怎能辨识传统文化的弊端？同理，不懂外语，没有西学经典的素养又怎么当得了开创新文化的先驱？此外，陈独秀创办杂志时出版自由受到严苛的法律限制；胡适则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赶写博士论文，然而，这些都阻碍不了他们对自己国族文化的关注与付出。
就如鲁迅，跟弟弟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寄望它受到文艺界的重视却滞销，职场又不顺遂，困在屋子里抄古碑，校勘古书，心绪郁闷。老友钱玄同找他给《新青年》写稿，本来犹豫，后来决心做了。因此，“五四文学”中的“现代白话小说”开启了新篇章。在《呐喊·自序》里鲁迅说：“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鲁迅若没有这样的自觉，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新文学会有怎么的风貌？谁也无法预言。
当时，众多勇于探索与实验的作家通过各自不同的书写方式及文本，倾注他们的热情与勇气，试图构建一个理想中的“五四文学场”。回想，我中学的文学老师，怎样在轻柔的语调中按捺住“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狂潮？少年的我无法知晓。如今，中年的我渐渐明白，“五四新文学”不仅仅是作品文本而已，实则民国人文精神的多层面的再现。虽理解得晚，激情消退，但年岁老大，情感抽离，站远了，视野反而开阔，收获自是不少。仔细思量，对我个人的思想与文学有所启发的“五四作家及作品”是应该慎重一提：鲁迅《影的告别》《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孤独者》，周作人《初恋》《苦雨》《自己的园地》，徐志摩《翡冷翠山居闲话》，郭沫若《天狗》，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闻一多《死水》《闻一多先生的书桌》，冯至《蛇》，朱自清《荷塘夜色》《儿女》《给亡妇》，戴望舒《我的记忆》，沈从文《萧萧》《边城》，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卞之琳《鱼化石》，林徽因《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别丢掉》，还有丰子恺、梁实秋、钱钟书的知性哲理散文。我竟如此幸运，成了“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
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
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林徽因《你是人间的四月天》（1934）
百年后，重访“五四文学场”，仿佛漫游在“记忆与虚构”的文学旅途上。作为读者，我感到惬意而充实；作为写作者，我期待尝试与创作，作为教学者，我深感任重道远。
（流苏是本地作家，从事现代文学教学、新华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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