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逢五四一世纪，新加坡开埠200年，我们是否可以不流失这个关键时刻，在庆祝我们成功的流传以外，更正视我们无心或无奈的流失。在上述精神、文人、书业和纪念馆的四个领域，以一整座新加坡文学馆和一整个国家的力量来抢救过去无价的文学遗产，开启未来无限的文学可能。
如果五四是一幅水墨画，那它一定是一幅新水墨。虽然笔墨纸砚还是传统的，然而布局、立意、线条必定创新得前无古人。那五四的墨韵到了南洋，是否能够继续产生出更新的水墨？……新华文学在过去百年来如上述结合了多语、多文化、多形式，也有了好些传承以后的创新，唯近年类似的大胆创意似乎却比较少见了。
一百年可以很长，一世纪也可以很短。
一百年可以流传很多，一世纪也可以流失很多。
时值五四百年，放眼中国各地，皆大力宣扬五四精神并举办纪念与庆祝活动。反过来自视，新加坡也在五四运动的100周年，由《联合早报》带头，广邀新中专家，从各个角度纪念这场改写海内外中华文化的创举。无论是庆祝或纪念，100年刚好够长让我们沉淀，也还好够短让我们再出发。
于是在新华文学的场域里头，在回顾与展望间，我们就看到了在精神、文人、生态、纪念——流传与流失。
？：有关五四精神的大哉问
100年前的五四大笔一挥，大剌剌写下探索、创新、解放、改革，一并抹去过时、迂腐、僵化的老思想。
首先，在标点符号上，1918年第五卷第三号的《新青年》有一栏目“论句读符号”，刊载慕楼给胡适的信，其中就提出文言虚字可以代替问号和惊叹号：“中文‘乎’‘么’等即是‘？’之记号”，大可不必使用新式标点的问号。胡适回复力争：“种种符号都是帮助文字达意的。意越答得出越好，文字越明白越好，符号越完备越好。”今日，我们大概无法想象没有问号和感叹号的行文吧，所以，我刻意让标点符号晋身为讨论五四文章的小标题，让我们记取那个连标点符号的出生都必须经过大辩论、大解放的时代，更记得每一个僵化和迂腐的去除都不是理所当然的。
其次，体现在文学上的，更是有我们曾经因为必考而倒背如流的胡适“八不主义”——“不言之无物、不无病呻吟、不用典、不用套语烂调、不重对偶、不不合文法、不摹古、不避俗话俗字”，以及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三大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腐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于是乎，五四中国出现了鲁迅、徐志摩，一直到张爱玲、北岛和莫言等一众具有创新精神的新文学作家。如今，五四精神穿越了百年时间，又穿越了万里空间来到狮岛，是否仍然鲜活？我们的新华文学，是否拿得出真的具有“探索、创新、解放、改革”等五四精神的新华作品？这当然是一个大哉问。诚然，今天秉持着同样的五四创新改革的精神回头检视这些“八不”“三大”主义，或许连它们都也经已典故化，甚至迂腐、僵化了，也成为了其欲“推倒”的“古”“套”“烂”了。只是那勇于创造的精神，那彰显个性与风格的胆识，确是我们始终仰视并追求的挺拔高峰。而这些，我们的新华作品里头有多少呢？
《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黄孟文、徐迺翔主编）主张“新加坡的华文文学萌芽于1919年。它的创立和中国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紧密联系”，也“和华文报刊有着密切的联系”。至于怎样紧密的传承与再创造，倒是评论家张金燕在1927年的《南洋与文艺》说得更具体：“黄河泥色的滔水，又虽未浸染过，但我的皮肤遗传着祖宗的旧衣裳，而黄姜、咖喱，把我的肠胃腌实了，因此我对于南洋的色彩浓厚过祖宗的五经，饮椰浆多过大禹治下的水了。”曾任新加坡五月诗社社长兼任《五月诗刊》主编的林方更是在1989年的《五月现代诗选》的序文里头说得形象： “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多元文化结构的一部分，新华现代诗必须更鲜明地自我塑造，不仅摆脱那种‘断脐’而不‘断奶’的依赖关系，同时大胆尝试改用班兰叶包扎粽子，配合崭新的局面建设属于自己的特色与风格。”
林方提出的这个“班兰叶包扎的粽子”，被我在好几场分享会中提出，也获得国内外听众的会心一笑，后来还有同学更进一步提出中国食物在狮城在地化的过程，例如汤圆的斑兰叶汤、娘惹杂菜（连名称也在地化成新加坡式英文的Chap Chye），甚至我们发明的“捞过界红回中国”的捞鱼生，其实就像新加坡华文作家书写在地题材与内容，同时凸显在地语言特色与风格的作品。
回到新华文学，我回想到百余年来最早以古诗词记录南洋风光的清政府驻新总领事——黄遵宪（1848－1905年，于1891年11月1日-1894年11月中驻新加坡）。他的“新加坡杂诗”12首，大概是最早让南洋风情、植物、文化进驻传统文言诗歌的作品之一：
绝好留连地，留连味细尝，
侧生饶荔子，偕老祝槟榔。
红熟桃花饭，黄封椰酒浆，
都缦都典尽，三日口留香。
从“流连忘返”的南洋留恋之地到“榴梿出，纱笼脱”的本土马来文化，黄领事可以说是开创新华文学的本土书写。这书写本土的接地气精神在今天好似理所当然，但是在唯中国作家、作品、主题和风格马首是瞻的当年，委实需要探索的勇气和改革的胆识，也是一种五四精神的延续吧。
这精神继续流传，40年后到了1930年代，我们看到丘菽园在1932年于《星洲日报·游艺场》发表的旧体诗：
马干马莫聚餐豪，马里马寅任乐陶。
幸勿酒狂喧马己，何妨三马吃同槽。
在当时的多语环境中，为了生活许多华人都通晓马来口语，他们经常在口头上使用的“马干”（makan，吃），“马莫”（mabuk，醉），“马里”（mari，来），“马寅”（main，玩），“马己”（maki，骂），“三马”（sama，一起），都种族和谐、语言熔炉似的融入了新华古典诗歌，不得不说又是一创举。
到了1960年代，诗人如英培安、牧羚奴、林方等不仅从台湾和西方继承现代主义文学，更融入本土滋养，例如林方在1963年写的《迷路者》就吸纳他熟悉的马来班顿四言诗的精华，写成强调隔句押韵、重视意象的现代派诗作：
被绞于生活的齿轮
醒时，他把躯体安置路旁
右膝指向来路
左膝支持肩膀
再推迟到1990年代，特别有本地特色的图像诗——希尼尔的《怅然若失》诞生：
希尼尔开创性地在这首中英双语诗中，从楷书的“月日川山”四个象形文字上溯到商周的金文，最后产生突变衍生出英文大写的“LOST”。通过颠覆传统的诗来看本地中华传统的颠覆和式微，充满吊诡。
在文学的表现上，我们这100年只能算是新文学的新生，还嗷嗷待哺，还有许多可能，更有无限的变数。南洋文学，特别是我们这里强调的新华文学，其实就是一个充满可能的变数。追溯百年新华文学作品，以上列举的例子当然仅是冰山一角，但也看到了流传自五四的创意和融合地气的变革。我自忖，如果五四是一幅水墨画，那它一定是一幅新水墨。虽然笔墨纸砚还是传统的，然而布局、立意、线条必定创新得前无古人。那五四的墨韵到了南洋，是否能够继续产生出更新的水墨？我们看到中国新文学百年来从浪漫到写实，现代到后现代，伤痕到下半身书写，仍不断地探索开创着，而新华文学在过去百年来如上述结合了多语、多文化、多形式，也有了好些传承以后的创新，唯近年类似的大胆创意似乎却比较少见了。
未来呢？我们的未来是否还开创得出晕开有味的新新水墨？
（ ）：从五四新文学人到新华文学人
五四精神是开放的，是多元的。从上述张金燕与林方具前瞻性的新华文学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本土性与在地化的意义，以及创建一个包容（如“粽子”般兼收并蓄，或如“杂菜”一样泰山不让土壤）的新华文化文学的重要性，还看到开创的可能（例如利用原有食材发明的捞鱼生）。
首先，从提高包容性与多元性的角度来说，我们看到百年来的新华文学其实有众多不同作家学者的参与，过去不一定会把这些多元身份背景的文人墨客并入新加坡文学的范畴，然而我们得益于众多马华文学学者作家的论述——包括张锦忠以流动为内在本质的“新兴华文文学”，黄锦树的“非国家文学”与“非国籍文学”，庄华兴通过“翻译和双语写作的模式介入”评论，以及魏月萍有关“文学公民”（literary citizenship，基于发言者或书写者对该文学的“参与性”，而非参与者的身分证或护照）的概念——都清楚看到开拓“文学公民权”的重要性与正面意义。
从过去绝大部分已出版的选集，如《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品选集》（1970年）、《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1982年）到新华文学论述、史书，如《新加坡华文作家传略》（2006年），来回望新华文学百年，新华文学的作家主要都是新加坡在地的华人，更重要的是几乎都为新加坡公民（偶尔才有新加坡永久居民的出现）。其实，从作者的身份来看，以下几类作家都在在地丰富了新华文学的书写：
（一）南来作家：
包括从伦敦返中途中上岸到华侨中学执教半年并写下六万字《小坡的生日》的老舍，1938年在新加坡担任中新文学桥梁长达三年的文艺副刊编辑郁达夫，1940年来担任《南洋商报》编辑主任的胡愈之，在新加坡耕耘创作五年（1952-57年）的香港文学之父刘以鬯，后半生定居新加坡50年的五四著名“水手诗人”刘延龄，在后半生30余年于新加坡培养了忧草、莫河、子规等作家的香港知名诗人力匡等等。他们的文字已经融入南洋的在地文化，更有浓郁的新加坡的风土与民情，例如，刘以鬯为数不少的有关新加坡的文学创作集子就包括《星嘉坡故事》（1957年）、《蕉风椰雨》（1961年）、《热带风雨》（2010年）、《甘榜》（2010年）等；出现在他的作品里的新加坡特有词汇也丰富精彩，例如乌啤、叻币、老虎纸、听讲古只花五占钱、老子有镭、番邦镭、估俚们、五块六、马打、进打限房吃乌头饭、中了贡头等等。
（二）归侨作家：
例如原生于马来亚后于1947年在新加坡南洋女中和华侨中学执教三年后回到中国的九叶派诗人杜运燮，1919年生于新加坡并于1940年回中抗日的剧作家王啸平（也是著名小说家王安忆之父），少年以前在新加坡生活了十年的著名散文家秦牧等。我们看到秦牧在老年时期仍然回忆着新加坡的童年，写下《故里的红头船》：“半个世纪以前，当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随父母侨居于新加坡。那时，每隔若干年，我们就要搬家一次。有一次搬家，新居恰好面对新加坡河。新加坡河，那时密密麻麻靠满了驳船。轮船到达海面，驳船就把货物转载到新加坡河，由苦力把大米、咸菜、瓷器、土产之类的东西搁在肩膀上，搬运上岸，放进岸畔星罗棋布的货栈之中。我常常坐在骑楼，观赏新加坡河的一幅幅生动图景……”
（三）新南来作家／新移民：
例如源自中国的作家就包括已入籍新加坡的知名作家；编剧（如《蜗居》、《宝贝》等）的六六；作品（《乌鸦》、《新加坡情人》等）极具争议性的留学新加坡的九丹，留学；旅居狮城15年并荣获多个文学奖项的张惠雯；曾在新加坡留学五年并不断创作的中国80后名作家张悦然；中学到大学时代旅居新加坡十年并刚出版小说集《永发街事》的陈济舟，以及已经长期定居新加坡并积极写作为本地文坛做出贡献的写作人如李叶明、邹璐、何华、余云、舒然、王文献、穆军、陈帅、徐伏钢、齐亚蓉等等。
再有，即是源自马来西亚的写作人百年来为数更多，近年无论是否已经入籍或是否成为永久居民的就有翁弦尉、冼文光、林韦地、陈宇昕（牛油小生）、游以飘、丁云等等。另外近年来自缅甸又在新加坡开展写作的还有《联合早报》专栏作家段春青。
以上多位作家（名单当然不全）不仅以自身创作丰富了新加坡的文学成果，更积极参与狮城文学刊物与园地的耕耘，甚至担任祖籍国与新加坡之间的文学交流活动的桥梁。当然还有好多来新作家，都收录在林万菁的《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年至1948年》（1978年）、郭惠芬的《中国南来作家与新马华文文学》（1999年），以及《新加坡华文文学五十年》（2015年）等书。新加坡很小，新华文坛更小。我们的作家群已经在以倍数减少，如果还保护主义似的画地自限，新华文学的写作的生态只会更加萎缩，结果就是阅读者比写作人还少，落到自己和自己的影子对话的下场吗？如果我们不及早把这群已经和新加坡有了联系，曾经涉入并参与新华文学的写作人纳入新华文学的范畴，并入这个新华的（括弧）内，那他们的贡献和参与是不是有可能就此永远流失了呢？
《》：从书店到阅读，相依为命
翻阅文献，我们发现新加坡曾经是华文出版业、书业，以及连带的读者群的核心地带，特别是东南亚一带的华文文学与文化的中心。在出版方面，根据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记录，1965至1977年，新加坡华文文学书籍共出版了227册，远超出新英文学（45册）、新加坡马来文文学（32册）和新加坡淡米尔文学（15册）的总和。书业方面，上个世纪1950至 1970年代，单单新加坡这个小地方就有超过230家大小不一的华文书店，其中大多聚集于大坡一带的桥南路、牛车水及小坡一带的桥北路、维多利业街等，知名的包括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商务印书馆、星洲书店（星洲书局）、开明书局、现代书局等。那是一个开书店和逛书店的黄金年代吧，然而在我懂事以前的那些文学出版、那些书店、那些书、那些读者，以及那些新华文学都到哪儿去了呢？
我们从国家图书馆出版的《新加坡华文文学编年书目（1965-2015）》看到2015年的出版成绩单：小说18册、诗歌25册、散文和杂文40册、戏剧与相声1册，再扣除20余本重复出现在不同文体的书本，则总数约50余本。同时期的新加坡英文文学则有11本小说，7本诗歌、12本短篇小说、5本戏剧集、5本文学合集，共计40册。虽然新华文学在出版的量方面还是略胜新英文学，然而两者的差距正逐年拉近，而我们也清楚知道出版量不一定等同于阅读量。根据艺术理事会于2015年做的全国文学性阅读和写作调查，92％读者的阅读语言是英文，华文的仅有19％，即便是在华族里头也仅有26％阅读华文。
其次，我们还看得到的比较熟悉的书店就剩下大众、友谊、草根、友联、城市、新华等了，数目几乎不足黄金时期的百分之十。近年报章报道一家家华文书店的关闭，似乎成了迟早的新闻，也都不再是新闻了。当然还是有热情和纯情的文友提出，没有书店却不一定没有阅读，我们还可以借助资讯科技的力量让我们下一代的科技原住民阅读文学电子书、新华文学网站、手机应用App、文学的微信、面簿、推特、IG等等啊。然而，他们或许都忽略了，不是平台不是媒介更不是硬件，重点只是——语言。书店、书籍、阅读，都是靠着语言相依为命的。怎样让学前幼儿到青少年自读华文，成为所有华文教育工作者以及好多真正关心双语教育的家长的最大的难题。没有自读，就没有自学，更没有新华文学的浸濡与传承。我们这一代的新华作家、学者或读者，将要传承什么给我们的下一代的新华文学参与者呢？
（上，待续）
（作者是本地作家暨学者新加坡诗歌节发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