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色虹里的影像 论新华诗人柳北岸

柳北岸是新加坡早期多才多艺的作家,他除了是作家,也从事教育与电影工作,古诗、新诗、作画、书法无一不精。

柳北岸的《无色的虹》写人的经历,也是对生命的感悟,此书荣获1978年新加坡最佳书籍奖。

他也是新加坡邵氏机构中文部门经理,当时邵氏的剧本都要他通过后才可以开拍,是邵氏电影优劣至关重要的人物。

前言

柳北岸,一个富有浪漫情调的笔名,他是新加坡早期既多才多艺又生产优秀作品的作家。原名是蔡文玄。在新加坡,许多人对他儿子蔡澜主持的饮食节目并不陌生。蔡澜在影视与文学穿梭自如的能力,或也是一种家学渊源。柳北岸的身份除了是作家,也从事教育与电影工作,古诗、新诗、作画、书法等各方面艺术无一不精,可谓才气十足。如前所述,柳北岸的笔名听来有一种浪漫的氛围。据他自述,这源于有天想起疼爱他的杨姓舅父的家,那里“外面临河,可以泊船,河的北岸广植柳树,摇曳生姿,我常常和表兄表姐坐在柳荫之下乘凉,听听蝉声,或过船的桨声”,如此美景便成了“不灭的印象”。源此,新华文坛便诞生一位柳北岸。

许多文献指出柳北岸生于1904年,他自言真实的出生日期为1906年12月6日,因二战期间躲避日军招募苦役,多报两岁。他的故乡广东省潮安县金石市,被称作“石门”,而“石门”也是蔡文玄的另一个笔名,他曾以该笔名主编《正报》文艺副刊《活地》。除了柳北岸、石门之外,另有杨堤、秦西门、白芷等。

1925年,柳北岸毕业于广东省立金山中学。他在《口述历史访谈:华人方言群(潮安县)》(下简称《访谈》)中对自己的人生多有细述。从家庭背景而言 ,其家族四代人(连柳北岸在内)都经营织布厂。柳北岸年轻时居住在韩江上游,一个叫急水的地方,后搬到龙湖市,并在该处念私塾。柳北岸一共有七位兄弟姐妹,五个兄弟,两个姐妹,他排行第五。由于家族中许多亲戚都南下东南亚,柳北岸也笑称其家族在新马合起来有近百人。因此,柳北岸决定南下发展也不算突兀。

柳北岸三岁时父亲就离世,他的哥哥们都比他早到东南亚,他的大哥先到印度尼西亚的占卑,二哥则去了马国小笨珍。柳北岸在1927年,花五块钱乘坐名为“安徽”号的船南下新加坡。当时,他的老师介绍他到笨珍的一所学校当校长,并在那里待了一年,后来因仕途不顺遂而离开。

柳北岸在《访谈》中谈到初到狮城时的状况。他回忆自己是在老巴刹附近上岸。对于新加坡的印象,表示当时相当空旷:“马路是土路,人也很少,也没有沏茶,就是中间这条大马路到小坡,丹戎巴葛是终点。这边是芽笼,就这样子。”柳北岸进一步提到自己开始是在碗店口(Clyde Terrace)从事卖杂货和卖碗的工作。虽然日子不易,但在中国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他说:“中国根本是自生自活的”,因此,来到新加坡是相对理想的。

文字:从古文到五四新诗

A writer should write in such a way that his words have a music of their own.

上段引句是蔡文玄(柳北岸)在1989年11月1日于《海峡时报》发表的文章“Words should have music of their own”(文字该有韵律),这句话明确的表达柳北岸的创作理念,以及他对文学,乃至文字的热情。

该文中,柳北岸也畅谈自己对新马华文文学的想法。他回述白话文文学在新加坡的发展,并表示当时新华文学的活动深受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与牵动。不应忽视的是,五四白话文运动也是引导新华文学从1920年代开始发展,并在40年代达至文学巅峰。

柳北岸对文学的热爱超乎想象,从他赠给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珍貴作品中能得知他爱书的程度,同时也看得出他对古典诗词及文史资料的热爱。当中包括邱菽园的《菽园诗集》、潘受的《海外庐诗》、饶宗颐的方志《潮州志》及诗集《晞周集》等,此外,还包括1000多本杂著,如小说、剧本、杂剧、史料等 。

虽然对阅读古诗很感兴趣,但柳北岸作品多属新诗。对于不做旧诗,柳北岸在访谈中也提到一次微妙的亲身经历:“有一次走在路上,一辆罗厘把我一撞,骂得要死,你做什么?你走路没看路,弄到这个东西破。可怜,还给他骂,所以为了推敲两个字搞来搞去不好,品质不对,想用什么字可以代替,想不出来,所以从此我不做旧诗,旧诗很麻烦,我不敢做。”

然而,这不代表柳北岸的新诗沒有在文字上下功夫。相反地,柳北岸极度重视诗歌中要有韵的元素。由张挥、雨青、静心、伍木与柳北岸的另一篇访谈录《北岸柳丝处处萌:访老诗人蔡文玄》中提及,柳北岸写诗重韵是受到其师吴江左的影响。同为诗人的吴江左读过五四运动之后的一些新诗,包含那些不押韵的诗歌。然而,吴师简称“无韵之作”虽可以读,但容易被遗忘,也无法朗诵。因此,他主张新诗应该重视“韵”的使用。

柳北岸强调,中国新诗领域中重视韵律不是创举:“在中国,郭沫若、闻一多,很多人都押韵,押韵不是我创的。”特别是五四之后,“凡旧的不要,连孔老二都赶走,没有存下来的价值”,并重申没有押韵的诗歌都比较容易忘记,因此诗歌容易记得至关重要。柳北岸在诗歌喜好上有所偏好,他对闻一多的新诗高度表扬,并赞扬他“这个人有料”,不像郭沫若写的东西就“不实在”。从柳北岸对诗歌的观察与喜好,可以看出他对文学的审美标准在于内在充实、不浮夸。

旅游诗与与情感的联系

柳北岸的作品以诗歌见长,其著作虽不算丰硕,但颇具代表性。他出版过的诗集有《十二城之旅》《无色的虹》《雪泥》《旅心》等。1978年,《无色的虹》获新加坡国家书籍理事会颁发的诗歌组书籍奖。1988年,该书更荣获在泰国颁发的东南亚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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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北岸第一本诗集《十二 城之旅》。(蔡萱提供)

1967年,柳北岸的第一本诗集《十二城之旅》出版(在更早以前,他在南洋大学发表新诗《悼死去的一群》,但非出版诗集)。自此,柳北岸的旅游诗歌开始走入新华诗坛。《十二城之旅》内容丰富,涵括巴黎、伦敦、西班牙、日本等城市的街景,柳北岸细心观察各处地方特色外,也细品当地的人生百态,将地理与人文结合,让诗集蕴含丝丝哲理。

新华早期作家、评论家赵戎对柳北岸的作品也高度赞扬,并说 :“读了它胜读十二本游记,与其读那些矫揉做作的散文游记,不如读柳氏那简洁明快,扣人心弦的诗篇更为深刻与难忘。”主题上,《十二城之旅》收入柳北岸对各地人文风情的展现,也透露他主张跨越地区建立友谊的重要性。例如在《过卡拉蚩》:“我们的肤色虽然不同,我们的心肝却是一串,有人说我们都是蠢虫一堆,但我们首先织上锦缎。”抵达曼谷,柳北岸甚至认为自己与泰国人之间可能有的同种关系。在《曼谷空路》中说:“人人都有喜悦的声音,我独看窗外的浓云一如冒絮,娘儿们在后座静读经文,大汉在前座伸了足儿坐着跳舞,顿然间小房儿开了人种展览会,其实大家的祖先都是属于一路。”这些诗歌都可看到柳北岸以宽阔的胸襟看待人与人之间所可能拥有的关系与缘分。

人的价值与情感的联系都是柳北岸诗歌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也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宗旨不谋而合。关于自身的新诗创作,柳北岸在《访谈》中指出诗歌题材产生于生活的周围环境。他以自己在澳大利亚的经验为例:“一路上看见的,两个破鞋我也可以写诗。我就这样子写,乱来的。牙齿掉了我也可以写,想到就写。比方这样子我也可以写诗,把它变成人,人格化……”

《十二城之旅》中的《破鞋》便是柳北岸将物品人格化的实践,他在诗歌中传达幽默与洒脱的笔调:“我的伙伴终于笑眯眯来到,问我到底和谁在聊天,我说我和一只破鞋在攀谈,他却望望我的房子的窗帘,我不管他在疑神疑鬼,还是听听那只破鞋在廊下发呜咽!”显然地,《破鞋》一诗虽看似游戏,但却带出作者与友人浓厚且自在的情谊。

另一首《重逢章湘情》更深刻地表达柳北岸对友人情感的深厚。诗的开始“三是年前同渡长江/三是年后荷兰相见/长江流蚀了几许沙石/我们竟然同在远地打转”,将远在两地的友人的情感联系在一起,虽然多年不见彼此,但却在诗歌中表达两人友谊的细水长流。

香港著名武侠小说家梁羽生也评论过柳北岸的旅游诗,在1994年《联合早报》上发表的《谈柳北岸的旅游诗》,梁羽生分析多首柳北岸的诗作。其中,《重逢章湘情》一诗的分析中也着重探索柳北岸诗歌中长情重义的一面。梁羽生提到:“柳北岸的描写很生动,令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不但活现了章湘情洒脱不羁的形象,也显示了他们的交情的无拘无束的程度。”梁氏也援引新华诗人周粲的文章《曲终人不见:读柳北岸的〈重逢章湘情〉》,提到柳北岸在创作新诗时与古文经典的通汇贯通,周粲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一句为例,提到该表现手法“常使读者释卷之余,低回不已,无限唏嘘”。友情对柳北岸而言不可轻视,1995年1月7日的《新明日报》,在一篇纪念柳北岸的文章中也刊登他最后的遗作,那是悼念好友杏影的一首诗 。诗文开头如下:

我们常在戈尔餐室对坐

您最欣赏那里洁白的杯盘

说我们的写作人只有洁白作品

但不少文稿的书法既潦草又牵制

您爱从他们的文章中以抓风蚤作乐

在夜梦里还看到真假不分的文艺花园……

这首诗中真切的情感溢于言表,他的诗歌经常使读者感受到情深义重的一面。固然如此,对于社会时事,柳北岸也多有留心。如《伦敦初到》中历史与当下作者的对映:“莎翁说英吉利自成世界,及卜宁也说英吉利是个花园,如今我站在花园中心,无花无草,灰暗得使人目眩”,在世界的另一端,他则为地方战争的纷乱而忧心忡忡,《在达哈兰坐坐》一段:“过去我只信宿命论,心上有个真主更好,可惜真主留下了点油田,却让聪明人站在田上拿刀,我们到底还是东方的弟兄,坐在这儿恨不见兄弟开砲。”其实,柳北岸早年就已对政治与社会局势有所关注。在1929年,《南潮日报》第一期正式出版时,柳北岸(蔡文玄)便写了一篇社论《我人之愿望》,分析国家内外的局势,着重提醒人们关心当时的社会变化,留意国事,爱护国家。此外,柳北岸也负责过《新诗月报》及《新野》文艺杂志编委,对文艺工作可谓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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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北岸与韩素音合影。(蔡萱提供)

日本人文风貌与生命感悟

纵使爱国之心不容置疑,但这并没有致使柳北岸对日本的民族主义产生抗拒。相反的,他先后在日本工作与居住过两年,对日本的历史与文化并不陌生,甚至对当地的人文地理多有认识,故能以比较客观的方式看待日本与新加坡之间的互动关系。

《十二城之旅》中的日本也呈现出多层次的人文风貌,例如《宇治川之畔》中,除了对“小桥曲岸,浅水平沙”的景物细述之外,也语带感触地带出氛围的转折:“欢乐时分成了过去,苦恼了默默的山茶,不过它亦将开花,更不愿把叶儿让人践踏”,充分再现当地闲适步调中隐显的沉淀情绪。转至都市,《银座》一诗中提到“不见细草铺毡,只有卸下的生活包袱,一切都是匆忙化身,延续了当年江都优游的路”,此句则精准刻画出在日本耀眼繁华的都市之下,人群的庸碌与冷淡。柳北岸的两部诗集——《梦土》与《旅心》则更集中书写他对日本的经历、想法与诸多感触。

然而,静心阅读,柳北岸的诗歌中也诉说着自己在异乡的惆怅情绪,例如《梦土》中写于1963年的《独白》写于东京,诗歌中忆起“采莲能手的表姐”和“打渔英雄的表哥”。然而,他自己却只能独自“在床上寻着故乡的小河”。《旅心》中的《黑房》也反映出内心的寂寞与忧郁:“里樱的瓣儿坠落纷纷,浪花冲向海石飞溅,惜春的人为何未醒,芳草亦蹙了眉尖,梦魔老在葛缠,自己还是活在黑房里边”。这些诗作多是返回到作者个人的心理状态。

1977年由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无色的虹》写的是人的经历,也是对生命的感悟。此书曾荣获1978年新加坡最佳书籍奖。这部长达140页的长篇叙事诗,概念上如史诗一般,以朋友的生命故事、历史事件,加上新加坡建国前后的浓厚地方色彩,成了具有高阅读性的作品。无论是搭着人力车走向小坡实里基(Selegie Road),或是榜鹅当时的空旷绿地,《无色的虹》描述的是新加坡这座小岛日常的发生,让本地读者进入到熟悉的周边境地。诗的开始清晰叙述:

孤零零,我闷坐咖啡店,

看着各样客人在表演,

有的跷了脚,吃沙爹,

有的狂吞沙河粉,

有的抽着泊来烟,

有的手张报纸半面掩,

小伙计,跑来跑去像飞燕,

店里唧唧又哝哝,

个个看来似神仙,

忽然有人叫结数,

许多人,争着付了钱。

只有我,不像样,肚挂肠又牵,

最起跑过好长山芭红土路,

白布鞋,色彩变成破旧的春联。

显而易见,诗歌中的文字仿佛将读者带到熟悉的、热闹纷乱的咖啡店,也因为该作品对于人物发展及新加坡生活的精准描绘,加上人生故事发展的曲折,出版后即引起了新华文坛的瞩目。

然而,对柳北岸而言,他在后记中强调此作并非他得意之作,“因为讲内容论形式,它既非诗,亦非歌,更非曲,只能送给唱书的艺人作为手本之用而已。究其实,送给唱书的艺人亦有问题……”。

这部作品的出版有赖于另一位资深新华文学作家谢克,当年是谢克转给教育出版社的编审委员们看过,后来决定出版。柳北岸对自己的作品设置相当高的标杆。在几次访谈中,他都批评自己的作品不够好。如《无色的虹》虽然拿过奖,但他却认为那是个“没有主题的东西”,深感不满意。《十二城之旅》亦是,他表示该作“后半部有点开玩笑”,因此作品是失败的。对他人的重视与对自我的审视皆反映出柳北岸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性格。

虽然柳北岸在新华文学有着非凡的成就,但他并非全职作家。他对文学感兴趣,但本业却与电影更为紧密。柳北岸甚至在一次访谈中表示,“写作我也是因为电影关系才尽量看小说”,柳北岸的主业便是在后来著名的邵氏电影机构工作。 

(作者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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