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共同体 作为想象“新华文学”的方法

从

新

文学

到

新

华

文学

⑨

（新加坡写作人兼学者

剑桥大学亚洲学博士在读）

当我们想象一个地方——如新加坡的华文文学，容易服膺于某时代的大叙述或主流观点，也容易忽略其他视角，即其他的“想象共同体”。

五四脉络仅是建构和理解“新华文学”的其中一种视角。如此，我们可在文学史分期外，看到一个有多重脉络的“新华文学史”。故，我更愿意把五四视作“中国文学史”和“新华文学史”一个重要的临界点。如此一来，我们就可回应王德威提出“没有晚晴，何来五四？”的观点。

关于新华文学，五四作为其起点这一论述，隐含某种洞见与不见。

就今日而见，五四脉络仅是建构和理解“新华文学”的其中一种视角。它确是一重要、不可或缺的论述，更聚焦把新华文学和中国新文学（现当代）捆绑在一起，形成一个以“新文学”文本链接，以及中国和新加坡的文学地理对话的“想象共同体”，并说明它们的源流和相互交流的关系。

洞见所及，1919年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一场政治运动，演而为今被定位的白话文和新文化／文学运动。此后，很多文史家把中文世界的语言和文学一分为二，这一年标志这某种华语文文学从此与古典文学告别。

然，这绝非“新华文学”全景。

需要说明的是，“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为具印度尼西亚、爱尔兰、英国、中国背景的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创。想象共同体不同于现实共同体，现实共同体是建立在社会成员、人与人间每日面对面的互动。当社会通过一种想象和认同建构的共同体观念，人们把自己认同为团体一分子，即安德森所谓的想象的群体。他把想象群体的建构和国族概念（或现代国家主义，nationalism）联系起来；他一个独到的见解，即随着现代化，20世纪的印刷媒体不断建构着我们对国族、现代国家的想象。推及文学，国家文学，或者同文同种的“华文文学”，就是这种“想象的共同体”的产物。

我愿意进一步延伸安德森对“想象的共同体”的定义——无论是殖民或后殖民想象，不同宗主国的帝国版图，乃至远古的“图腾”、姓氏与宗亲、文学文类、文学选集如《全唐诗》和国家年度文选，拥有同个文化文学传统；今天的新媒体如“脸书群体”，或未来的人工智能大网络，皆是不同时代空间大大小小的“想象共同体”。

从某种意义，这些想象的共同体是文学的载体，也是内容。文学的主体性深藏其中，并以创造作为存在。

由此，当我们想象一个地方——如新加坡的华文文学，容易服膺于某时代的大叙述或主流观点，也容易忽略其他视角，即其他的“想象共同体”，这包括把新马捆绑一起的南洋视角、将之解构的后南洋视角，以及华文文学与马来语语系和英语语系文学互动网络中的海上丝绸之路论述。后者又包含后殖视野——新马分家与独立前最大宗主国大英帝国，以及独立后新加坡奉行英语为共同语等对新华文学构成的影响。此外，1942至45年的新加坡昭南时期，日本殖民主义的介入，改变之后“新华文学”发展的路径与命运。让我们想象，如无日殖，新马是否至今还是一体？郁达夫可能会继续留守新加坡编辑《星洲日报》，中国南来文人当时在新加坡的去留情况也势必不同。

我把这些影响新华文学史的重要历史人事定义为关键或临界点。如此，我们可在文学史分期外，看到一个有多重脉络的“新华文学史”。故，我更愿意把五四视作“中国文学史”和“新华文学史”一个重要的临界点。如此一来，我们就可回应王德威提出“没有晚晴，何来五四？”的观点。他认为，华文文学的“现代化”不只始于五四，事实上晚晴已出现。

那么，新华文学里，五四前后，我们看到写旧体诗，编《天南新报》和《星洲日报》，玩金石书画的南国诗宗邱菽园（1873-1941），他不只创作南洋的竹枝词，还写融入马来语的汉诗。

我们虽看到老舍、黄遵宪、郁达夫、胡愈之等南来星洲，催生并发展当时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当时的认同是英属殖民地或马来亚华文文学，但也具有中国侨民文学的定位），但也应看到老舍曾立足新加坡的多元文化语境写了《小坡的生日》。我们也可立足新加坡和南洋（和马来群岛Nusantara）本位看郁达夫编《星洲日报》文艺版《晨星》建构新马文学场域，以及他在日军兵临城下时，逃到印尼（印尼包含在马来群岛的地理想象里）三年，在被杀害前追忆新加坡生活，创作类似李商隐风格的旧体组诗。

当然，日后我们也看到香港作家金庸在新加坡创办《新明日报》，并在新加坡首发连载他的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对应当时经历文革的中国。我们也看到跨越马来亚华文文学和独立新加坡华文文学时代的诗人潘受和周粲，一旧体一现代诗，他们都是我们难以时期框架的文学参与者。

我们也看到“马华在新”的“新华文学”组成板块，或具马华和新华双重身份的文学参与者，例如王润华、游以飘、陈宇昕（牛油小生）、欧筱佩、林韦地、周天派、丁云等。一些作者，例如诗人寒川，依然保有其出生地金门，与印尼作为文学传播场域的关系。甚至独立后的新加坡，例如在1980年代出版的《五月诗刊》，作者群除了新华现代派的先锋诗人，也有中国朦胧派诗人顾城，有台湾洛夫和余光中等的身影。背后隐藏着跨越不同地方区域诗家们的联结网络。

大而观之，我更愿意用一个综合后南洋概念，一个后殖民、后移民、遗民、夷民（王德威文学上戏谑的“三民”主义），以及一个兼有独立新加坡和700年历史的淡马锡“海城”视角并置的观点诠释新华文学。这种多视角的观点陈述一个更宏阔，交错了“郑和出使南洋”“区域回教化”“海上丝绸之路”“西方殖民”，以及“冷战后国际势力重组”等层层浪潮，产生的华语语系非静态交糅现象 （Sinophone creolization），其中新华文学身处这个网络的某个中心点。

文学和文学史可由经典建构出来，这是一种以文本联结的想象共同体（广义）。

有人问我，新华文学有无自己的特色。我想了想，回：还在建构中。

当你提到“魔幻主义”，会想到拉美文学和马奎斯的《百年孤寂》；当然中国古代有唐诗和宋词，也有屈原、李白、杜甫和苏东坡等。现当代中国大陆也有长篇小说家如莫言，再古一点当然要数《红楼梦》。英国我们会想到莎士比亚或现代的艾略特等；通俗一点的，可能有写哈利波特的JK罗琳。其他各国的还有格林童话、一千零一夜等。

典律化（canolisation）的情况在人类文学史上发生得很早，西方多是宗教经典文献经历典律化，中原大陆周代采诗等可算是各类诗歌被典律化的第一波，汉代继战国进一步整合当时的文献，整理出四书五经，这些都是典律化的现象。

有学者认为，现当代华文文学应按照世界华文文学各分区域，选出适当相应的文本，建立谱系。新加坡学者杨松年在台湾佛光大学执教期间，曾召集当地研究生编辑微型小说、诗歌选集等，其中不同地域、国家的文本和作家并列一起，体现大中华区内大同世界的思考秩序。

就作家而言，新加坡已有一些典律化的现象，如戏剧界的郭宝崑；小说界的英培安、谢裕民和希尼尔，或被收入课本，或已知名于新国内外。不同程度已典律化的作者还包括尤今、梁文福、陈瑞献、王润华、淡莹等，有些已呈现跨区域影响力，有些可限文学业内人士。

其中有些象征资本高些，有些则人或文本较具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资本。例如80年代，随着南大关闭，英文成为强势语言，新加坡出现关注华文文化被边缘化的文学，我们可视为创伤文学（又或伤痕文学）。这类文学横跨诗歌和小说，甚至也影响当时的诗乐和新谣，这些文本有些表达一种后遗民式的黍离之悲，其中张挥专写转流教师的微型小说系列，除了可以抚慰同温层，也被不少国内外学人视为当时这种文化失根下的一类经典。

就诗界言，例如五月诗社、南大的诗乐群体、一代人的新谣，以及最近几年大家重新建构的新谣想象，若从社团和群体出发，这些文学现象可能已能长留在新华文学史内，占一席之地。因此，选集、进入课程，乃至各种奖项的加持，都是文学作品经历典律化过程的基石与路标。

且不管文学上的雅俗之辨，犹如我们听香港的广东流行歌曲，看港产电影和武侠科幻流行小说等现象，新加坡中文世界里的电视剧在八九十年代曾在中国红极一时，一些电视歌曲和新谣也曾形成风潮，一些词人跨越不同领域，包括木子、梁文福和陈佳明，这些或都应包含在我们认知里的新华文学版图内。

一种五四，不同诠释。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会重新论述、修订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也以新的眼光看待新华文学。有人看到科学民主，有人颠覆旧文学范式，有人看到汉化的浪漫主义思潮，也有人看到革命；有人强调现代性的介入（包括理性主义），以及“国族和新文学语言”的建构。

那这些不同的论述和精神，哪个适合用来再诠释现在的新华文学？

一般认知，新华文学在80年代，进入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合流的阶段，与台湾的现代主义、乡土文学之争不同。自然也有人提及新加坡文学正处在现代和后现代主义交替的文学史时期。中生代作家黄凯德认为，新加坡无所谓现代与后现代之分，而是作家群代际之别。

这是个文学理论大肆介入文学批评的时代，得失参半。华语语系论述让新华文学这个小文学既被看到，又被看不到，一方强调其被边缘化的位置，但可能因过度关注整个文学生态的权力架构，忘了文学的本质和主体所在。世界华文文学减低中国中心的偏执，却依然具有以地理空间框架文学的缺点。

来到当代，我们看到文学内外都有更多的声音，新华文学是在多语／文化的互动网络和空间互动／转移被定义的，自然也在新媒体、跨媒体和未来人工只能运算中游移。

（本系列完）

这是个文学理论大肆介入文学批评的时代，得失参半。华语语系论述让新华文学这个小文学既被看到，又被看不到，一方强调其被边缘化的位置，但可能因过度关注整个文学生态的权力架构，忘了文学的本质和主体所在。世界华文文学减低中国中心的偏执，却依然具有以地理空间框架文学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