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接上期）
外篇：年龄即是宿命
今年夏天，香港时局风起云涌之际我展读新书《张岪与木心》，忽然对木心有了一层新的体认。30年前的1989，我24岁，5月在台北出版《名可名》，6月大学毕业正逢对岸天安门事件，初秋之时于新加坡与木心短暂鱼雁交汇，木心在纽约的世界文学史课程原来恰在该年元月启动。1982年木心往美国时已55岁，之前在中国的创作全部销毁，翌年开始在美国的港台背景报刊发表文章；台湾作家编辑瘂弦极赏识，于1984年《联合文学》创刊号为木心做了专号，引起瞩目，之后木心短短几年在台湾出版了五本书。但这个重新启动，无论是写作、画画或讲课，是出于怎么的一种心境？年过半百，从前的痕迹完全被抹去、被消噤，连根拔起到一个语言都不通的陌生环境，纵使有一班围炉取暖的艺术家朋友作伴，以付费听课的方式协助维持生计，那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心灵的状态，身体的状态，对世事世人的态度，对自己安身立命的态度；如何处变不惊，如何宠辱不惊，如何时时刻刻保持风雅睿智，继续博学多闻，那该需要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多么坚固的韧性。从前面对木心我没有想过“年龄”，没有想过“历练”，没有想过给我写信的木心时年62岁，其慷慨宽容、深情婉转，我始终不曾觉识年龄和历练在这当中的作用；如何善待一个未经世故的年轻人，如何体恤另一个也想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救出自己”的文青。这个体认让我全新领略木心，领略木心和我悲喜交集的意涵，领略木心作品数十年来对我的意义，除了感念，尚能如何。
今年夏天也返母校参加毕业30周年的聚会，最深交的两位同学皆未到场。一是当年为我写跋的黄慧芬，我于聚会次日乘高铁到台中与她会面；另一是本文开头引述《与台北友人书》的对象“大哥”，台中回来当晚在台北车站附近吃饭。过去30年，慧芬和我仍保持手写的书信往来，但毕竟年岁渐长，俗务缠身，不可能如大学时代那么密集；“大哥”人在北部，我每次回去都会尽可能碰面。年龄、历练，大家都有了，但其惨烈绝对不是30年前的惨绿文青所能想象。去年如常在校园的咖啡馆聚首，之后走在温州街的巷子里，“大哥”突然说，你白头发怎么这么多──这是首次有人留意到或指出我日益增多的白发，触目，惊心。
从离开中国的1982年，到于乌镇往生的2011年，那30年的木心，中年至老年，白纸一张般从头来过，文字、画画、音乐创作不辍，质量种类皆惊人，完美展现如何有尊严地、充实地度过人生下半场。如今我竟来到将届木心当年赴美的年纪──从书中照片看来，先生彼时仍是一头乌发呀──行脚也已走过台湾、英国和香港，但我有能耐、有勇气、有毅力像木心那样，舍弃一切（或一切被舍弃）地从头再来吗？免于这种连根拔起的命运，是福气，还是诅咒？除却他的风雅睿智、博学多闻，木心的人生经历，他的抉择，他的执着，他的中、晚年生活，仍然启迪着这个终身的文青，如今一头黑白发相间的中年文青。1997年我第二度出国深造前，出版的《无座标岛屿纪事》里有一篇文章《非如此不可》，写给小我八岁，于数年前亦出国念书但随即返新的黄凯德，文中援引木心的“年龄即是宿命”，说明年纪对识见的囿限。信哉斯言，我今日方才领悟木心对我的询唤，在文字，也远远超越文字；前缘果然非浅，“木哥”仍在文学与生命的房门口守候“玮弟”。
（下，续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