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马来诗人 乌斯曼·阿旺

五六十年代的南洋大学学生，尤其文科生都知道乌斯曼·阿旺的名字。

乌斯曼1948年开始写诗，他的诗清新优美，充满时代气息，具强烈人道主义精神，没有种族偏见。1976年，乌斯曼获得马来西亚“文学斗士”美誉，1983年获马来西亚“国家文学奖”。

今年11月29日是马来诗人乌斯曼·阿旺（Usman Awang，1929-2001）逝世18周年纪念日。

年轻的新加坡人对于这位诗人可能很陌生。可是，五六十年代的南洋大学学生，尤其是文科生，都知道他的名字；有些可能对东革·华兰（Tongkat Warrant）的名字更加熟悉。东革·华兰是乌斯曼·阿旺早期常用的笔名之一。

当年新加坡的华校生比较熟悉乌斯曼·阿旺，因为他的诗歌清新优美，充满时代气息，对美好生活充满向往，对疾苦大众寄予同情，具有强烈人道主义精神，没有种族偏见。此外，当时的新马社会的政治发展，也推动新加坡华人对友族语言文化的认识。

1950年代后半期，正是反殖民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1957年马来亚宣布独立，1959年新加坡获得自治，同时也向往成为马来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独立；在民间掀起学习马来语文与了解马来文化的热潮。政府也鼓励新加坡人学习并掌握马来文，公务员马来文考试及格可加薪。

1958年我到新加坡，次年考上南洋大学，也受到这股热潮的影响；不同的是，我来自雅加达，家庭语言是印尼语，与马来语很相似，所以对马来语不陌生。我很快就掌握马来语，并研究马来新文学。不久，开始在华文报章上和新加坡华文电台比较有系统地介绍马来文学，还特地将马来新诗翻译成华文，后来又将讲座文章收集成册出版，包括《马来新文学的独特性》（上海书局，1961）和《马来新诗选》（上海书局，1962）等书。

当时南大还没有马来文系，只有马来语课程，讲师有来自印尼的马楠和李全寿。当时在南大搞马来文的新加坡和马来亚学生有林焕文、杨贵谊 、吴诸庆和陈达生等，他们在南大提倡学习马来语文。南大学生会刊物《大学论坛》，从1958年开始有马来文版Mimbar Universiti，起初由林焕文、杨贵谊负责，吴诸庆等人协助。他们都是我的学长。我在1959年进南大后，也加入他们的队伍，我当时也开始接触马来作家的作品，最为南大生熟悉的是署名东革·华兰的乌斯曼·阿旺的诗歌和小说，其次是马苏里（Masuri S.N.）的诗歌。

1959年末，三位学长都毕业了，我开始挑起编辑马来文版《大学论坛》的重任，由于有师长与同学帮忙，使这份刊物能顺利出版。1960年12月，在杨贵谊和陈达生协助下，一本不定期的马来文刊物《文化》（Budaya）出版，我是该刊物的主编。这本刊物持续三年，主要是向马来读者介绍华族的文学与文化。

由于编辑马来文刊物，我开始同马来文写作者交往，并在那时候认识乌斯曼。乌斯曼在新加坡的马来报刊工作，马来亚独立后报社搬到吉隆坡，他也跟着过去，不过，偶尔也来新加坡。我在马来文报《每日新闻》（Berita Harian）介绍马华作家以及中国作家的作品，也报道马来文学在华社的情况，引起乌斯曼的关注。他曾经以史迪亚布蒂（Setiabudi）的笔名在《每日新闻》点赞华族文化界，尤其是南大师生，对促进马来文学与马华文学交流做出努力和贡献。

1961年2月，乌斯曼（当时用东革·华兰的笔名）写了一首题为Pemuda dan Gadis Tionghoa（致华族男女青年）的诗，副题为Kong Hee Fatt Choy buat Goh, Liauw, Lim dan Linda（向吴、廖、林和玲黛贺年）。这四个华族年轻人有三位是南大生，即吴诸庆、廖建裕和林焕文，第四位玲黛是新加坡大学学生陈蒙鹤的洋名。这首诗的原文和译文也在新加坡《南洋商报》刊登过（1961年3月13日“国语学习”第53期）。

我当时还不是新加坡或马来亚公民，所以写信告诉他。他明白我的意思，这首诗收在他的诗集时，副题经修改，将我的名字删除，只留下三个名字，而且人名的次序更动：Kong Hee Fatt Choy buat Lim, Goh dan Linda。林焕文在首位，吴诸庆第二，陈蒙鹤最后。这件事很少人知道，也是我头一次公开说明，方便写马来文学史的朋友参考。

我喜爱诗，也常翻译马来诗人的诗歌，当然少不了乌斯曼的诗作，因此经常与他通讯。我还寄自己的马来文诗请他指点。他没有架子，常给我提意见。在我早期的诗歌创作中，会看到乌斯曼的影子。记忆中，在南大的四年，与乌斯曼的交往较为频繁，多数是书信的来往，可惜这些信都在漂泊的生涯中遗失了。

1961年乌斯曼出版第一本诗集《波涛》（Gelombang），由于对他的仰慕，我写了一首《热爱乡土》（Chinta Tumpah）的短诗，献给东革·华兰（即乌斯曼），祝贺他的诗集出版，并颂赞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我的诗曾在《每日新闻》星期刊发表，后来又在我主编的《文化》重新刊出，还附上一张我画的东革·华兰的素描。

适逢乌斯曼逝世18周年之际，这里简介他的诗歌以及其对于新马社会的影响。

乌斯曼1929年7月12日生在柔佛哥打丁宜一个贫困的家庭，七岁丧母，与幼弟寄养在亲戚家里。受完小学教育后，他在师范学院受训，毕业前日本南侵，他被迫当了一个时期的苦力，由于没法忍受，逃到乡下当农民。

日本投降后，他加入警察部队，后来又当了“特警”，一度出入森林地带。那时他受到马来民族运动的影响，开始对文学产生兴趣。1948年写了他的第一首诗《祖国的牺牲》。

由于厌倦军人生活，他于1950年放下枪杆，次年移居新加坡，在《大马邮报》当校对，不久升为编辑。1952年加入《马来前驱报》，一年后出任该报社出版的《时代前驱》周刊与《宝石》月刊的主编。在新加坡这段时期，他与其他同道组织“五十年代作家行列”，而且成为这个作家协会的中坚分子。

马来亚独立后，乌斯曼移居吉隆坡，但仍在《马来前驱报》工作。1961年报社发生工潮，他参加罢工，被报馆解雇。1962年他受聘为联邦出版社编辑。同年，加入吉隆坡语文局，主持各种刊物。他在语文局里工作20余年，直到退休。

乌斯曼计有四本诗集，长短篇小说集各一册、评论一本、剧作六本。他的作品部分已译成世界各国文字，包括英文、日文、俄文、法文和华文。他在1976年获得马来西亚“文学斗士”的称号。1982年，他荣获“东南亚写作奖”，1983年获马来亚大学颁发荣誉博士，同年他成为马来西亚1983年“国家文学奖”得主。

乌斯曼的创作生涯前后有30余年，其作品以诗最为出色。根据统计，他的诗作约有200 首，但是，其影响力却超越其他的马来诗人。

他的第一本诗集《波涛》于1961年出版，收集他在1949年到1960年的80首作品。第二本诗集《刺与火》于1966年问世，收集他从1961年至1966年的48首诗。1982年他出版第三本诗集《大地的问候》，收集他从40年末到80年初的30首诗。

他获得“国家文学奖”后，国家语文局于1987年为他出版《国家奖得主乌斯曼·阿旺诗选》（Puisi-Puisi Pilihan Sastrawan Negara），收集他的130余首诗，可以说是他的佳作选。

乌斯曼的诗都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他憎恨、反对各种压迫、屠杀、虐待和排斥，向往和平幸福的生活。他的爱不限于他的种族，而是全人类。他对异族的同情与友善，在马来作家中最突出。有人说他是写实主义的诗人，其实他也是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风不局限在一种模式，而是马来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体。

乌斯曼早期的诗歌是马来民歌（又译作马来班顿，Pantun Melayu）与新诗的结合体。他发扬马来传统诗歌，在1950年代的作品如《奴隶的灵魂》（1949）、《墓旁的少女》 （1953）和《扫墓》（1956），都有这种的特色。如《奴隶的灵魂》：

假如你要生活得自由愉快，

单靠嘴说无济于事；

说了前进就得把步子跨

把奴隶的灵魂远远抛开！

回想一句金玉良言：

出自火热的觉醒的心底，

“在马六甲城的灰墟上，

让我的灵魂获得解放。”

在《墓旁的少女》，他描写一对阶级悬殊的恋人，以悲剧收场的故事。诗开头这么写：

倾斜的墓碑四散

一个少女哎哎啼哭

一个英雄倒下死亡

在没有战斗的战场

少女飞奔扑在地上

呜咽和悲泣抽搐双肩

英雄静静地躺在泥土里

埋葬他平静的、最后的微笑。

这首诗共七段，乌斯曼后来发展成短篇小说《乌达与达拉》，又以同名写成一部长篇诗剧。

乌斯曼写不少下层民众的生活。例如《卖冰的小贩》：

法律具有无上的权力

卖冰的小贩触犯法律

“阻碍大人先生的车辆”

卖冰的小贩在路上被捕。

要生活的妻儿

期待丈夫、爸爸归来

直到夜幕低垂

卖冰的小贩还没有回来。

在一首题《光着身子的人》（1963）里，乌斯曼这样描写马国城市的乞丐：

他身上的骨头你可以数

他的胡须像一堆乱草

这个光着身子的人自己发笑

他手上有别人丢下的烟蒂

他是人类队伍中一员

（联合国不接受他为会员）

他是没有旗帜的时代队伍

他属于独立国家的产物

乌斯曼写不少颂赞华族的诗，例如《致华族男女青年》（1961）：

华族男女青年，

这是我们的土地和空气，

它哺育我们长大，

我们也将死在她怀里，啊，祖国

没有人可以否定我们的信心

因为耿耿的忠心维系着真情

看吧，先辈的坟墓像刻着的历史

他们的血

在你们棕黄色皮肤下的血管里奔流

明天当新年来到时，

我给你们寄上红包

里头是祖国从心底给你们的爱

在题为《邻家的华族小童》（1962）诗中，他写出华巫两族的和谐相处：

他站在篱笆旁，长得那么巧小

他的眼睛发出光芒，

像在喊“伊斯干达”

每个路人，都会稍稍停留

看着这两个小孩在玩耍嬉戏

华族小童在这里诞生

诞生在青绿的胶园和稻田

他会向任何人讲述

这是他的家乡，他娘祈祷的地方

乌斯曼从19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也做了许多种尝试，例如现代诗《黑色的雪》（1970）：

黑色的骷髅、黑色的雪

丰富了肥沃的土地

繁荣了美国

在北方，在南方，在任何地方

到处都在抚摸祖先历史的伤口

今天，此时

黑色的雪，最为明亮

另有《大地的问候》（1970）：

问候！

无需签证

无需护照

无需打高尔夫球

无需顾虑肤色

人道主义向

世界人民问候

1950年代，乌斯曼开始写政治诗，直到七八十年代，但他不属任何政党。他颂赞许多左翼政治领袖，如布士达曼、哈芝·依萨、沙依·扎哈里，以及拉惹古玛。然而，他的颂赞都与他的人道主义信仰息息相关。

在《我的朋友——致拉惹古玛医生》诗中（写于1979-1983年之间），他抨击马来西亚的种族主义制度：

在年轻的年代我与你相遇

当人民开始愤怒

在大都市中出现新的声音

我认识一群年轻的大学生

他们充满坚定与理想主义

帮助我增强我的信念

我们建立友谊，同人民一起

梦想着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

我的朋友

我们梦想着的独立民族

离开现实依然那么遥远

我的愤怒终于化成悲泣

当我们被隔离

我们真的有更大的差距

我变成“土著”，与你相异

何时才能只有一种国籍，

获得相同、公平的待遇？

这个待遇具有共同名称：

马来西亚民族！

可是， 这种不分种族的“国族”，在以种族与宗教为基础的国度很难实现。然而，乌斯曼始终抱着不以种族为基础的民族观念。

我也喜欢乌斯曼的抒情诗，尤其是他的情诗。他中期具有高度浪漫主义的情诗《恋人》（1971），表现出诗人丰富的想象力：

我将把浪花／化成绳索／把你绑住

我将把海涛／编织成地毡／供你作睡床

我将把彩云／织成头巾／盖住你的秀发

我将把山风／制成衣裳／变成你的晚装

我将摘下东方的星星／把它制成胸针／照亮你的胸脯

我将摘下昏暗的月／把它制成明灯／照亮我的相思

我将太阳向西推下／让他变成你夜的海洋／吸收甜美的蜜糖

恋人，你数数看，有多少／摧毁现实的梦幻／是虚幻的天堂？

我也喜欢一首名为《诗的葬礼》的抒情长诗（1966），其中两段这么写：

我的诗。当没有阳光时你在何方？

太阳已经不愿照耀你

因为你去年倾吐衷情的爱人

已经远离了你，

留下了充满疑惑的话语

今夜，假如你到访，

看到我的房门已锁上

请不要窥看，

我房里的烟火会把你的双眼熏痛

我正在烧着香料，手中握着火炭

我心底的哀伤和炽热的火在我胸膛

我在举行一个没有祷告、

没有旗帜的、诗的葬礼！

乌斯曼最旺盛的创作期是在1950到80年代，后来健康欠佳，但依然活跃。

我没有继续研究马来文学，所以少和乌斯曼通讯。1986年，杨贵谊在吉隆坡举办马来语文与文学在华社的资料展，我参加了，也会见乌斯曼。1990年，乌斯曼应邀来新加坡演讲，我与他再相会，他还送我一本他的《乌斯曼·阿旺诗选》（1987）。

其实，我早看到这本诗选，那时就想出版华文翻译本，可是没有时间做这艰巨的工作。最后，决定找过去翻译过的20多首，再翻译他的新诗作20多首，共46首，取名《乌斯曼·阿旺诗选》，算是送给乌斯曼的礼物。我托杨贵谊找出版社，他费了很大的精力，找到大马福联会，并于1990年9月出版。得再次感谢杨贵谊的热心协助。

乌斯曼在马来文学上做出杰出的贡献，也为马来西亚多元种族和谐做了很大的努力。2001年11月29日，乌斯曼因病离开人世。

早在1991年，霹雳州苏丹封他为拿督。他去世后，柔佛州有两所学校以他命名；在他的出生地也有一条街以他命名。

1992年马中友好协会成立，乌斯曼当选理事会第一任主席。2014年，马来西亚华社协助乌斯曼女儿成立乌斯曼基金会，负责处理乌斯曼的作品，将其作为国家文化遗产。据说，基金会每年也颁发“乌斯曼·阿旺全民融合奖”，给在文化有贡献的团体。2016年，马来西亚发行乌斯曼的邮票与首日封，纪念这位杰出的诗人。

我记得，乌斯曼逝世两周年纪念时，我写了一首短诗纪念这位人道主义的诗人：

你走了，

其实，你并没有离去 。

你的声音，

还留在篇篇的诗里，

你的良知，

还留在出出的戏剧。

当烽火漫天时，

当种族仇恨燃烧时，

当贫困与疾病肆虐时，

你又出现了：

在课室里，

在舞台上，

在我们的心里。

你走了，

其实，你并没有离去。

你还在我们中间。

我知道，

你舍不得离我们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