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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文字现象》的文字现象 2019年《文字现象》新书发布会与座谈会

历年《文字现象》主编与主持人线上交流。上排左起:柯思仁、谢裕民、希尼尔;下排左起:游俊豪、杜南发、林康。(档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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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文字现象》上周六通过线上举行新书发布会与座谈会。座谈会讲题为“新加坡华文文学现象——从《文字现象》看新加坡华文文学”。主讲者为五年来《文字现象》的主编,他们畅谈编选选集的看法,并从数据上解读《文字现象》的文字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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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文字现象》封面。(档案照)

这是文艺城文选的第五年,文艺城主编谢裕民邀得新选集主编游俊豪,以及过去四年的主编杜南发、柯思仁、希尼尔与林康,连线畅谈他们对编选选集的看法。

他们将五本选集的编辑方针归纳成两大类:第一种是按照文类文体(诗歌、散文、小说、评论)的方式,另一种则是根据主题(地理、人情……)。前者是杜南发、希尼尔与林康的编辑策略,后者是柯思仁与游俊豪的方针。

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

发布会上也整理选集五年来的数据,共有135名作者入选,男女比例为2:1。作者年龄层则是65岁或以上有33%;36至64岁作者占49%;35岁以下作者则是18%。有12名作者连续五年都有作品入选。

诗人、文史研究者杜南发认为,新加坡的大环境并不利于华文写作,但这样的作者年龄分布,在其他地区而言,可说是健康的常态,这反而形成“不正常的现象”——在不健康的环境下出现健康的现象。

杜南发说:“这证明新华文学的特殊性,这是须要珍惜,也是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

不过,青年写作者只占18%,作家林康还是感到有些气馁。但他说:“我们如果从作家的年龄层看,有个让我感动的现象。在1984年传统华校不复存在之后,新华文学作家群的每个世代、每个年龄层……都没有出现断层。”

作家希尼尔则发现,文艺城作者中,诗创作者占63%,散文作者20%,小说/微型小说只有15%,剩下的2%是评论。

他说:“诗歌多是好现象,还是不好呢?我感觉诗作太多了。”

座谈探讨的两大主轴,是编辑风格,以及《文字现象》系列的代表性问题。

主编性格影响选集

整个2019年,诗人、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游俊豪副教授接棒主编后,仔细阅读每一期文艺城作品,每个月小结一次,最后在12月再看一遍,选定最后的49篇作品,才着手写序。他说,编辑时的初衷,是整理出过去一年投稿作者的关怀面,以及他们展现了怎样的文学标竿和水平。

游俊豪以美国诗人大卫·黎曼(David Lehman)总编、娜塔莎·特雷威(Natasha Trethewey)主编的《2017年美国诗选》为例,该选集回到编者儿时父母介绍诗歌给孩子的初衷:诗歌能帮助你认识复杂的世界。他说,一本选集的诞生,是总编与主编互动的结果。游俊豪很感谢文艺城主编在邀请他编文选时,在审美上给最宽容的委托,唯一受限的仅是篇数和最后成书的页数。

五位主编在座谈上多次肯定主编的性格对选集的影响,展现出多元视角。剧场人、南大中文系副教授柯思仁建议,希望文选在邀请主编时,在专业背景或性别上,能有更多元的拓展。这五本选集都由男性主编,少了女性看世界看文学的方式。此外,甚至也可以找到跨越到新媒体上去从事编选的工作。

统筹文选的谢裕民捎来好消息,2020年的文选主编,将会是一位女士。

选集展现多元面貌

五位主编认为,文艺城代表新华文学的一个面向,每一本文选又代表每一年文艺城的某一面向,但绝对不能解释成它代表新华文学的全貌。

柯思仁说,代表性意味着排他性,没有人可以说他的影响力大到足够代表全部。他认为,与其谈代表性,不如说这系列选集展现多元的面貌。

希尼尔则指出,新加坡华文文学定期刊物超过10种,若要每年编选,工程浩大。他认为,由于作品在文艺城刊登后作者能得到稿费,刺激好作品的投稿,其他刊物则因为同人志性质,作品水平参差不齐。因此文艺城的代表性相对更高。杜南发也认为,没有所谓绝对的代表性,但文艺城与《文字现象》的重要性,无庸置疑。

希尼尔希望,经过每位文选主编用心编选,控制质量,选集会渐渐受到海外研究者的关注。

众声喧哗无集体议题

被问及文艺城作者可否在某个特定时期,集体对某个议题,或某种文学创作观,不约而同地创作,进而形成现象。

林康说,早年经常会看到相信某种权威,一呼百应的现象,但也许时代变迁,观念改变,“现在讲究多元包容的普世价值,人们崇尚个人思考的多元,众声喧哗。这种情况下,很少会提出某个主张,其他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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