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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叶有亭花非花

芙叶亭因冠病疫情难以维持终究停业。(作者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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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友人都喜欢那栋二层楼花园别墅改装的餐馆,都说那里不但环境清幽,法式西餐也做得挺有水准。芙叶亭因冠病疫情,终究宣布停业,心中难免平添一丝的惆怅。

给每一种情绪赋予个性,给每一种思维赋予灵魂。

——费尔南多·佩索亚

夏天终于过去了,秋天却总让人有很多遐想和思念。收到你的电邮后,一直都没有回复,委实很抱歉。新闻报道说,巴西的疫情依然非常严峻,因感染冠病而死亡的人数已超过13万5000,仅次于美国,仍高居全球第二位。我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由于慵懒疲惫,还是因为东京疫情总是胶着凝滞,反反复复,愈发使人觉得困倦迷惘。但我还不至于连到超市或去看医生,也像别人那样想雇用推特里的那位“出租先生”代劳。只不过,即便只是轻微的伤风感冒,经医生细心检测确诊我并没有感染冠状病毒,我仍对生命的脆弱与虚幻,顿时产生了一股惶然之感。尤其是昨天早上,当书道老师以沙哑微弱的嗓音告诉我,芙叶亭因冠病疫情而难以维系生计,终究宣布停业了,心中就难免平添了一丝的惆怅。

其实,我们除了曾在芙叶亭相聚,后来也曾在神乐坂再次相见。记得当时你是从长野县的南小谷回到东京都外的立川市后,给我发来了一则简信,邀约次日早上若有空,可以一同到昭和纪念公园里散步,欣赏深秋银杏庄重换装变色的景致。但我以隔日有事婉拒了你的邀约,建议不如改在周末晚到神乐坂的一家著名小餐馆共进晚餐。听朋友说,那儿的横街窄巷,氛围独具特色,能勾起人们对传统和现代错位交叠的想象和美感。哦,二宫和也与高岛礼子主演的那出日剧《拝啓、父上様》(中译《拜启,父亲大人》),剧中主要场景就是在那儿的一家餐馆取景拍摄的,我猜想,或许你有看过。

尽管当下疫情仍令人揪心挂虑,但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留,时代的巨轮仍会继续向前转动,谁都必须经历和接受这个已然无法改变和挽回的“冠病新时代”了。现在回想起来,我颇有几分愧疚感,因为我是讨厌银杏叶子飘落满地后,在秋风瑟瑟的空中散发出来的那股腐败刺鼻的气息,才不想去昭和纪念公园和你见面的。你当然不知道,从小我的鼻子就特别敏感,对那满地泥黄的银杏落叶,还有那颗颗被旅人踩烂后粘嗒嗒的小白果,都直呛得我心烦意乱、头昏脑涨,有近乎窒息眩晕的错觉。我脑海中刹时间竟出现了芥川龙之介的散文《沼泽地》里描绘的画面,甚至联想到踏上去时脚底下的感觉,“这是一片滑溜溜的淤泥,踩上去噗哧一声,会没脚脖子。”

我这小毛病,只有过去的男友岛津一郎最清楚。他是我念东大外语系时认识的,我修读的是比较文学和英语,他修读的则是比较冷门的葡萄牙语,这对他来说其实是占了优势,他从小就因为家族的关系,懂得说葡萄牙语。岛津的曾祖父当年从神户港乘船抵达巴西的桑托斯港后,就在圣保罗州的咖啡农地里辛劳干活,后来和当地女子结了婚,开始经营餐饮料理的生意。有趣的是,到了他祖父和父亲那一代,却有一股莫名的寻根念头,还让岛津回到东京念书。

岛津和我,一直若即若离地维持了一段颇长的恋人关系。后来,他说巴西老家那世代相传的餐饮生意,需要他回去继承,老爷子最近一再来信和来电,要他尽早辞去在报社当记者的工作。记得当时岛津抬起了头,望着井之头恩赐公园里的喷水池,若有所思地说:“离开东京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我看腻了政客们几乎天天在编造谎言的连续剧!再这样混混沌沌的生活和工作下去,总有一天,我会再也没法子挤出一篇能让读者信服的采访特稿。”可我从来就没想要远走他乡,更甭说是离开和我相依为命,并开始出现初期老人失智症状的母亲。总之,远赴南美的巴西,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当年也还没冒出像森本祥司这种专门受雇听别人诉说心事但他自己又什么都不做的“出租先生”,否则岛津就可以向他诉苦了。  

说起来,当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后来成为著名剧作家兼小说家的山本有三,可说是我东大的“老前辈”,他的家族是经营吴服店维生的。高中时他开始接触文学并发表作品,随后就读东大文学部,并坚定不移的选择了远离继承家业的命运,朝文学之路迈进。山本先生写过著名的小说《女人的一生》,描绘和刻画了主人公御木允子在爱情遭受挫折和打击后,仍然勇于面对残酷的现实,坚持自己要当医生的理想,跨越悲伤顽强地生活下去。记得山本先生曾说过,“婚姻就像一场雪景。一开始时很漂亮,但最终雪融化了,就变得浑浊了”;“结婚可能是生活中的一件事,可是女人的一生绝不能单纯地被结婚所埋没。”哦,我完全赞同他说的第二句话,因为我无法想象自己再怎么单纯,竟然会愿意被结婚所埋没。

还记得岛津在回去巴西之前的那个星期日早上,他约我在昭和公园和他见面。原本我很不想去,可又觉得这也许会是我们最后一次的相聚,因此就没有爽约。那时恰好是初春时节,银杏的叶子翠绿宜人,光泽剔透,丝毫没有落叶后的那种异味;放眼望去,四周还有数不尽的满开的樱花,正随风摇曳。但我们终究还是在粉樱纷飞的园子里分手。

哦,也许你还记得高尾山上的那棵老杉树吧,据说它已有450岁,盘根错节的根部有如大章鱼的巨爪,因此有“章鱼杉”的称号。当年你陪同学生过来恩德女子高中交流时,周末我曾陪你登山一游。我记得当时你停下了脚步,仰望着高尾山上这棵苍天老树,赞叹大自然的生命竟如此壮伟迷人。其实,岛津和我,就曾在这棵据说能给恋人带来好运的“章鱼杉”前许过愿。我们把求得的神签默默读完后,绑在大树旁签架的绳子上,然后往前走到那左右岔开的“男坂”和“女坂”的台阶步道前,我们相约在药王院门前再相聚。后来,在药王院里,我闭上双眼,再次默默地祈念,希望岛津和我能够相爱一生,永远不离不弃。

嗯,那已经是40年前的往事了,如今回想起来,是我离弃了岛津,还是岛津舍弃了我呢?

自从和岛津分手后,一到周末,我都会独自开车离开喧嚣的东京都内,往西边的多摩湖畔去小憩一夜,泡泡温泉,松懈一下疲惫的身心。那时母亲的身体还很硬朗,也没有患上失智症,经常和一群退休后的老朋友聚会见面,有时还相约出游,日子过得挺充实和快乐。多摩湖,就是她向我极力推荐的。她说,在宁谧清幽的多摩湖畔,不仅能欣赏湖光山色,还能让怅惘驿动的心绪变得特别平静,夜里又能看到满天的繁星闪烁,是一处心灵逸乐的秘境。

可惜你每次到日本旅游,总是行色匆匆,真盼望有一天,能陪你走一趟“奥の多摩”。不过,看来今年秋冬之际,冠病疫情还会继续肆虐,你应该很难出国旅行。记得那一次,你在青森的奥入濑溪游览时,给我发来好几张清溪秋色的照片,里头还有一张是诗人兼雕刻家高村光太郎以妻子智惠子为范本制作的“乙女の像”。当时,我心中不禁暗自窃喜,因为在我眼里,“奥の多摩” 的秋色,不论是枫红,抑或是绿湖,绝不会比东北的奥入濑溪逊色。我记得高村先生在《山之四季》里说过:“只有我还活着,就想要享受大自然带给我的喜悦。” 

时光虽然飞逝,但记忆有时却会变得特别清晰。你从青森回到东京都内后,就下榻在毗邻日暮里车站的酒店。你来电说趁下午的余裕,想约我就近过去朝仓雕塑馆看看,然后再过去谷中银座那家小有名气的“乱步咖啡”,喝喝咖啡,聊聊近况。接到你的电话后,心情既兴奋又纠结,因为从练马站乘西池袋线到池袋站,再转乘山手线就能抵达日暮里,还算是挺轻松便捷的。可是,我和书道老师已经约好下午在他家练字,如果临时更动上课时间,似乎不太礼貌。因此,建议次日傍晚,一起到井之头恩赐公园散散步,然后再慢步走去附近的芙叶亭吃晚餐。

我书道老师藤村先生,曾向我大力推荐芙叶亭,说每次家里有外国友人造访时,他都会请他们到芙叶亭去尝尝那儿的法式西餐料理。外国友人都很喜欢那栋二层楼花园别墅改装的餐馆,都说那里不但环境清幽,法式西餐也做得挺有水准。老师还说,那些在芙叶亭举办过结婚典礼的客人,芙叶亭的女老板会给他们送去一瓶博若莱斯葡萄酒(Beaujolais),还会贴心地给老顾客送去生日贺卡,这是芙叶亭一贯温馨感人的作风。

忘了告诉你,我老师他师承书道名家木村东道,木村老先生曾在60年代创设了东京有名的书道团体“清风会”,对日本书道的普及和推广做出极大的贡献。嗯,也许,你已经猜到了每年新春时我寄发给你的年贺状,里头的那些书道题字和祝词,就是拜藤村老师细心的调教所赐。可我后来,终究还是没去井之头恩赐公园,因为想起了在那个公园里也曾留下岛津和我的足迹,心里总觉得有点不太舒服,隐隐然似乎留下一道伤痕。因此,就推说临时有事没法过去公园和你见面,最后只在吉祥寺车站等你,然后一起走到芙叶亭共进晚餐。

我记得沿着芙叶亭的旋转楼梯走上二楼后,你对墙壁上那幅超现实主义风格的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的名画,很专注地看了又看,眼神似乎充满了惊叹和疑问。坐下之后,打开了话匣子,你说很喜欢井之头公园的绿意盎然,景致宜人,虽然偶尔有年轻人骑着自行车穿园而过,但他们都很克制地放慢了车速,尽可能不干扰到在园里看书或休憩的游人。之后,你兴致勃勃地谈起之前在三鹰市参观“太宰治文学沙龙”,以及偶然走进了“山本有三纪念馆”的意外收获。你说,当年日文系的讲师虽然向学生太力推荐太宰治的《斜阳》和《人间失格》,你还是比较喜欢《人间失格》的率真与袒露,小说把一个懦弱扭曲却又渴望自我实现的主人公大庭叶藏,刻画得栩栩如生。不过,你最喜欢的,其实是他那本叙写故乡历史和优美景色的《津轻》,里头饱含了他对故乡津轻的深爱,可说是太宰治风格改变前的爽朗又明亮之作。

至于那栋保留了大正时代末期欧风建筑氛围的山本有三纪念馆,看来也给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你说山本有三先生是个关心社会和家庭问题的大作家,他的作品饱含了正能量和正义感。他著名的剧作《婴儿杀戮》,控诉了不合理的社会和具有偏见的法律,他的知名小说《路旁之石》,对出身贫苦的孩子们,也很有励志和启发作用。你尤其赞赏山本先生在推动少儿教养系列丛书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因为有了他全心全意的付出和努力,孩子们终于能在当年朴拙的阅览室里,专注地看他们最喜欢的“有三青少年文库”丛书。

后来,侍者送上来的一道道典雅精致的法式西餐料理,你虽然吃得津津有味,但直觉终究告诉我,对于美味佳肴,你其实是不太注重的。哦,你本来就不是个刻意追求美食的老饕,当年我们从高尾山下来后,去了附近颇有名气的“うかい鸟山”(Ukai Toriyama)吃地炉烧烤料理。你很喜欢鸟山餐馆的宽敞庭院和小桥流水,但对于那里展售的玻璃罐子萤火虫,却颇感到惊讶和不安。当时,你瞅着那些被禁锢的鸟山萤火虫,皱起眉头问:“这也能当成商品出售吗?”毋庸置疑,大自然的壮美和悠远,才是你心之所系,就像文学艺术馆里的人文氛围和气息,以及那些精挑细选的雕塑和画作,也才是你最欣赏和在意的。

总之,如今回想起来,不只一次,我错失了原本可以和你一起愉悦漫步,重新审视和沉浸在都内一隅恬静的难得时光。人啊,总是等到事情过后,才发觉时不我待。就像如今已经接近古稀的我,总觉得对于高尾山的那棵老杉树,似乎还有一些话想对它诉说。下次若有再去高尾山登高仰望时,一定要对老杉树,再次默默的祈念。(你是不是也在想着巴西的疫情?)

嗯,这种事,绝对不能假手于“出租先生”森本祥司代劳!你说,对吗?

上次在落日时分,和你在神乐坂的善国寺见面之前,其实,我利用了午后的匆匆时光,去了一趟“田端文士村纪念馆”,因为早就听说过东京都内,有如此一个特色独具的“文学艺术圣地”。我猜想,对于这个纪念馆和“田端文士艺术家村”,你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吧。

记得那天下午,已是深秋时节的东京都内,天气突然变得异常炎热,远天有逐渐靠拢凝聚的朵朵乌云,正朝田端这一带慢慢移动。在走向纪念馆的途中,我发觉迎面而来的一个女士,撑开了阳伞,用手绢轻轻拭去额头上的汗水。沿着坡道而下,加快步履的她,似乎想早点钻进我身后的田端车站。

踏入纪念馆后,我从架子上取了几份资料,其中米黄色那一份“田端文士芸術家村しおり”,封面是一幅伊藤晴雨画的《明治期的田端风景》;山村的景色,既宁静又祥和,颇令人喜欢。看着手中的しおり,委实很难让人联想起伊藤晴雨竟是个擅长画幽灵画,甚至以自己的妻子和情人为原型,制作各种捆绑束缚造型作画和摄影的“变态画师”。嗯,人的心中,或许真的有一匹人性兽,隐藏在最阴森诡秘的角落,蠢蠢欲动。

掀开折叠如薄册的折纸资料后,发觉原来这是一份精心设计的资料图说。正面除了有田端文士艺术家村的人物介绍和照片外,还有田端附近的与乐寺、东觉寺、光明院等寺院的简介,背后的页面上,左边除了有一幅“田端文士·艺术家村地图”,右侧还有一个十分详尽的“田端文士·艺术家村年表”。根据资料的说明,地图是昭和八年所制成的“田端文士·艺术家村地图”,田端车站前的那条通道是两年后才完成的,但当时这一带已遍布了从明治、大正乃至昭和时代,许多著名文学家和艺术家的住宅。他们除了有著名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和翻译家,还包括了不少知名的陶艺家、雕刻家、日本/西洋画家,以及美术评论家。

再花了点时间看了年表,发觉像思想家兼美术评论家的冈仓天心,是在大正二年(1913)入住田端147号的寓所,芥川龙之介则是在1914年搬进435号的住宅。隔年芥川发表了短篇小说《罗生门》,这部作品后来在1950年被大导演黑泽明拍成电影,由三船敏郎和京町子等主演,口碑载道,后来还荣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大正五年,也就是1916年,诗人兼小说家的室生犀星,还有著名雕刻家石井鹤三、斋藤素巌、中原悌二郎,以及洋画兼版画家的吉田博,也先后入住了田端。当时年仅23岁的芥川龙之介,也就是在同一年复刊号的《新思潮》上,发表了另一篇短篇小说《鼻子》,受到他所敬仰的夏目漱石先生的激赏和眷顾。我家里收藏的那套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竖排版的《鲁迅全集》,第11集里就有鲁迅先生翻译和编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里头就收录了芥川的《罗生门》和《鼻子》。

站在纪念馆里的芥川龙之介“田端の家”复原模型前,回想起《鼻子》这篇小说的故事内容,感觉还挺有趣的。芥川通过幽默讽喻的笔法,把老和尚禅智内供因鼻子过长的苦恼,和被周遭的人所耻笑的不安与无奈,刻画得既传神又充满戏剧性。鲁迅在《关于作者的说明》的附录里,曾对芥川龙之介作了如是的介绍:“他的作品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已达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时的心情。他又多用旧材料,有时近于故事的翻译……那些古代的故事经他改作之后,都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了。”当然,也有些评论家认为,《鼻子》展现了芥川对“旁观者的利己主义”意识,做了尖锐的批判和揭露,因此开始引起文坛对他的“刮目相看”。后来,画家兼诗人的竹久梦二,小说家兼剧作家的菊池宽,也在1921和1923年搬进了田端,两年后,诗人狄原朔太郎也搬进了田端的311号,成为田端文士村的一分子。

或许可以这么说,田端能够发展成为一个文学圣地和胜地,和当年才华洋溢的文坛新星芥川龙之介,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据说当年每逢日曜日(即星期天)的会客日,芥川他家二楼的书房,就成了一个洋溢着艺术思潮交流激荡的文学沙龙,而且当年还得益于鹿岛龙藏这位就住在田端的实业家的鼎力扶持。根据图表的解说,从大正元年(1912)至昭和十九年(1944),鹿岛龙藏就住在田端650号的“孤峰庄”。身为大建筑集团鹿岛组董事的龙藏,不但收藏当地艺术家的作品,还出钱赞助和组织了“道闲会”,吸引了许多文人名士和艺术俊才的加入,他们先后进驻田端,成了文士村的中流砥柱。

可惜才35岁的芥川龙之介,于昭和二年(1927)的7月24日在田端的自宅里,服安眠药自杀了。在他留给某个旧友人的手记里,曾喟叹道,人说到底还是人形兽,和动物一样本能地怕死,所谓的生活能力,说穿了不过是动物性的能力。他日渐觉得自己也只是其中一匹的人形兽而已,对食色都已经厌倦了,甚至怀疑那身属于动物的部分该是渐渐消失了吧。他感觉自己已身处在如冰一般透明清澄、病态般敏感的世界里,越来越觉得“为了活下去而活”实在是人的悲哀,如果能满足于永远的沉睡,对自身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和平与幸福。

芥川短暂的一生,可谓命运多舛。“芥川”其实并不是他的本姓,他父亲的本姓是“新原”,但在芥川未满周岁时,他母亲就发疯患病,因此,还在襁褓中的他被大户人家的舅父收养为子,改姓芥川。我猜想,虽然芥川衣食无忧,后来还进了东京帝国大学读书,但早慧且才华出众的他,从小就得寄人篱下,心中或许缺少了一分真正的舒坦和快乐吧?何况敏感又多虑的他,对于母亲的疯癫和病逝,也感到十分的不安和痛苦。后来他又经历了与初恋女友的分手,被逼承担养父母、亲生父母的赡养,以及二姐一家遭逢变故背负巨额债务后的前来投靠,这些生活压力使得芥川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心中有不为外人能轻易理解的多重矛盾。他固然文思出众,但有时心灵却深陷于一种孤独、疏离和苦楚的境况里。有评论者认为,不堪重负的芥川,后来再也无法写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可对他而言,写作就是他生命的另一种存在方式。身心疲惫的他在现实人生里,既然再也找不到继续生存下去的理想和活力,终究只能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也许,在一种“死而后生”的虚幻延伸里,他才能实现自己所追求的“永恒之美”和“悲壮的激情”吧?

嗯,你提起的芥川那篇《沼泽地》,我也曾读过,虽然篇幅极短,但给人的印象颇为深刻。文中的“我”,对于那个死前已经疯了的无名艺术家画的那幅《沼泽地》,十分激赏,认为那是一幅杰作,“我”越看越感到这幅画里蕴蓄着一股可怕的力量。在这幅小油画上,“我”找到了试图敏锐地捕捉大自然的那个凄惨的艺术家的形象。“我”深有感触地察觉和感悟,“正如从所有优秀的艺术品感受到的一样,那片黄色的沼泽地上的草木也使我产生了恍惚的悲壮的激情”,并觉得“挂在同一会场上的大大小小、各种风格的绘画当中,没有一幅给人的印象强烈得足以和这幅相抗衡。”

(上,下篇见21-10-2020《文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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