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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求故地长留

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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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夫妇在1978-79访华时得知,梁思成并未收到手稿。费女士气愤内疚之余,查出这位刘女士已经成为建筑设计师,并迁住新加坡,在岛国开业。

出于种种原因,这名刘氏竟然以“留”了20年来搪塞。来回往复,费女士的言辞愈发严厉,刘才终于在1980年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手稿寄还给遗孀林洙。

离开这座岛已经五年,慢慢地,新加坡真就只成了个名字,一种感觉甚至是一片湿气。自去年年头美国疫情暴发一直失控到现在,我就一门心思扎入学术里,日日在美东小镇家里二楼朝南的那个房间里伏案工作,一熬,也快要熬到年尾。

偶尔得知中峇鲁旧居附近曾常去的英文书店搬走了,不免觉得有些惋惜。过一阵子又晓得位于乌节路麒麟大厦的百年罗敏申百货公司要关门,岛民竟然在店口排着长龙要买个“生离死别”,就又觉得啼笑皆非。原来购买的冲动也可以转为一种伤逝凭吊的表征,这也未尝不可。

跟在新十年那繁盛的物质生活比起来,在美国的生活真是清贫了许多,仿佛是城里长大的孩子,突然回到乡下,真是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这几年又恰逢是美国的乱世,简直叫人不得安宁。

虽然人在这清贫和慌乱里迅速地成长起来,但也禁不住会时时回味在南洋时那种被政府保护且规划得安稳舒适的生活。新加坡对于一个离开她的过客,是远是近,我无从而知,但我偶尔还能从学术研究中意外获得一些关于她的蛛丝马迹。历史中因为有这么一些人,一些事,这座岛竟然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在时空的那头来到我如今单调且规律的生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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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研究文学的,前一阵子,在一次发表会上,选择从梁思成和建筑史开始讲起,就遇到一些质疑。有人说“不是说是文学吗?怎么讲到建筑了?”于此,我只觉得冤枉。我想再说说梁思成,但这次并非要去争论建筑史是不是文学,只想谈谈梁思成和新加坡的联系。事有两桩,头一桩是关于梁的《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稿“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知道了让人生气;第二件事和韩素音有关,知道了叫人心伤。

1943年,梁思成在四川南溪县的李庄完成了中国建筑学的开山之作《中国建筑史》,又约在1944年完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的英文稿。我向来只听说过梁思成和林徽因1924年留美后,在普林斯顿大学风光的日子,看到过那锦帽貂裘和西装革履的摩登装扮,还了解一些林和徐志摩之间的风情月债,但从来不知道抗战期间,梁和林在李庄完成这两本书和钻研《营造法式》的时候是那么的贫苦。

梁林之女梁再冰回忆说,一家人在李庄时住的“两间陋室低矮、阴暗、潮湿,竹篾抹泥为墙,顶上席棚是鼠蛇经常出没的地方,床上又常出现成群结队的臭虫,没有自来水和电灯,煤油灯也须节约使用……”根据梁思成第二任妻子林洙所书,林徽因入川后肺病就发作,李庄又无医疗条件,“思成只好自己学会给林徽因打针,他学会了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见《大匠的困惑》)就在两人偏“安”一隅的时候,天津的一场大水,把梁思成“营造学社”原本寄存在银行地窖里一大批后方的建筑图片和测绘资料全部淹毁,梁林两人闻讯后几乎痛哭失声。我想那种感觉一定很像李清照的金石书画在会稽遭窃,“悲恸不得活”。

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就是这么一部于危难之中完成的作品也近乎无从付梓。

1946年梁将《图像中国建筑史》的英文手稿带到美国,但因为无人出版,将其寄放在费正清之妻费慰梅(Wilma Fairbank)处。1947年左右,留学英国纽卡瑟的学生刘女士以写毕业论文为由,要求梁将手稿交给她。梁于是去信委托费慰梅处理此事,但手稿仅此一份,刘女士的身份又不明确,费女士因谨慎起见,在1957年3月才将手稿寄到刘处,刘也回信书面保证会将手稿尽快寄回给梁思成。

谁料时隔21年后,费正清夫妇在1978-79访华时得知,梁并未收到手稿。费女士气愤内疚之余,通过英国兰伯特爵士,经大不列颠建筑史学会的廷·洛克,联系纽卡瑟建筑学校的前任学生注册管理人,查出这位刘女士已经成为一名建筑设计师,并迁住新加坡,在岛国开业。

费女士又通过英国皇家建筑史学会查到刘在岛国的地址,出函质问手稿下落。出于种种原因,这名刘氏竟然以“留”了20年来搪塞。来回往复,费女士的言辞愈发严厉,刘才终于在1980年7月17日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手稿寄还给遗孀林洙。1984年,《图像中国建筑史》终于在麻省理工大学出版。(见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 by Wilma Fairbnak)

虽然费慰梅女士和林洙都未曾透露刘氏全名,我也未能查找到刘扣留手稿的理由。但是从1957到1980年之间,梁林的手稿竟然在新加坡“留”了23年,这着实让我吃惊。这份手稿在某种程度上经历了新加坡从自治(1959)前到樟宜机场建设完成(1981)前夕的整段建国历史,其间新加坡翻天覆地的变化,众所周知。

此是第一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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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还是要回到梁思成晚年。

文革开始后,梁的身子在批斗中完全垮下来。1969年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他曾住在北京医院。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当年10月7日军宣队派刘主任和熊向晖到医院来看梁思成,并告之英国籍作家韩素音再次来华,要安排他接受采访。

韩素音(Elizabeth Comber)这个名字对于新加坡人应该不陌生,她是英籍亚欧混血作家和医生,本名周光瑚。她文学作品包括有后来被改为好莱坞大片的半自传式爱情小说《瑰宝》(A Many-Splendoured Thing)和关于马来亚紧急状态的小说《餐风饮露》(And the Rain My Drink)等。韩在新马时,除了在新山行医外,也为了南洋大学建校奔走,捐款,并免费担任南大的保健医生,也曾免费在南大教授当代亚洲文学课。

其实韩素音这次来华并非专程访问梁,一般情况下,她的到来主要是和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以及周恩来或陈毅接洽。但是1969年这次,周恩来特意安排韩分别与郭沫若、梁思成、钱伟长和周培源夫妇见面,了解文革情况。

据林洙的描写,当年军宣队的刘主任叮嘱梁思成,“你可以随便地和她谈谈体会,想到什么就谈什么,千万不要像检讨似的谈话,千万不要认罪检查。她是国际友人,可不是红卫兵。”事后梁在笔记中写到:“这次总理要我和韩素音谈话,是党对我的信任,是党交给我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一次光荣任务。然而我却辜负了党的信任,没有很好地完成任务。”我目前还未找到韩关于这次访问的记录,但是林洙将访问的失败归结于,因为梁已经成一个“被抽掉灵魂的人”。(见林洙《大匠的困惑》)此是第二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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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和出版社在2016年出版一本《梁思成心灵之旅》。书中前几页有五张梁思成从少年、青年、中年、壮年到晚年肖像照,修复得极好。眼镜从圆换成方,衣服从长衫换了西装又换到中山装,右边嘴角长出一个似痣的肉瘤,头发到了晚年都还浓密,但唯有那脸颊,从圆润一路凹陷下去,瘦到人心里,两条法令纹深刻在鼻翼两侧。当年在普林斯顿的那个梁思成,已经不在。五张肖像我反复翻看,还是觉得他的嘴唇最好,一直到老年似乎都不脱离少年时丰盈的轮廓,即便是被抽掉了灵魂。

梁在《中国建筑史》中说,对于学新建筑的人“还要进一步重新检讨过去建筑结构上的逻辑;如同致力于新文学的人还要明了文言的结构文法一样”,但是因为中国建筑思想中有“不求原物长存之观念”,使得很多木质结构的“古物”的命运都在危险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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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经此疫劫,人们的生活里总是消失的多,出现的少,说放手,有时很困难。一直到现在,身边的朋友家人大都安好,我很庆幸,但是这一年不管多么的有效率,总偶尔感觉一种幽微的怅然所失,但却又说不明白这失去的究竟是什么。

我在工作的闲暇,翻看各类关于梁的书籍和建筑测绘图。反复对比他和林徽因在欧美,在抗战之中和在梁1972年去世前几年的资料,每次都会微微心惊且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也已经度过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而离开的地方也早就成为永恒的过去。

可年轻的人还要向前方奔走,既然他有他的“不求原物长存”,我也就只好有一个“不求故地长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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