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蜗牛见证被“寄错”的年代——哀悼英培安

《蜗牛》杂志关注社会,批判现实。(档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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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1970年代英培安的荒谬经历所写下短篇小说《寄错的邮件》,它已经成为表达、见证被“寄错”的年代。

结识大我约两岁的英培安,是他出版《茶座》和《前卫》杂志,经营“前卫书室”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一群关注文学与时事的朋友,在1972年底创办《蜗牛》杂志,两年内不定期出版了六期,于1974年底停刊。

我们都住在小坡,培安为义安学院毕业生,家族经营咖啡店;我为南大政行系荣誉班毕业生,家族经营眼镜店。

蜗牛爬行两年

出版《蜗牛》的两年里,南大宿舍可说是思想启蒙之地;国民服役期间游走军营与社址,串门也成为朋友高谈阔论,引介讨论时下政治经济、文学哲理的地方。

那时,南大的沈璧浩是《蜗牛》第一及二期的主编,吴伟才是首两期封面的设计绘制人;立化高中毕业的萧朝恒是第三及四期的主编。英培安在此阶段参与讨论并提供稿件,并把《前卫》的《安先生的世界》栏目转到《蜗牛》。所以,培安在大巴窑的家及我在明古连的社址,成为大家串门做客的地方。

蜗牛首期的“触角”封面,取其触角作为敏锐探测器感知外界事物之意。1974年恰逢新加坡大学发生学潮,以及1975年1月1日的落实报章与印刷厂法令。蜗牛本着“站在本地人的立场,从本地人的观点批评本地的事情”及“独立新闻采访与报道”的精神,也忙着探测新大的“学运”,探测美国游艇厂裁员事件引发的陈华彪等人被提控,以及发表代表本社立场的评论《下新加坡报纸的半旗》。这是最后两期蜗牛触角触及比较敏感的时政内容。无形中作为社长的我,以及供稿、写稿人都被视为左倾“愤青”。蜗牛终未获得出版准证不寿而终。

蜗牛出版社爬行两年,在报章与印刷厂法令实施阶段,“它在下半旗仪式中下了自己的半旗”(周维介,2018年11月19日,联合早报),被迫停刊。可是,我与培安的缘分才刚刚开始。

二次的邻里书店

1976年中完成国民服役后,我被海港局聘为一级行政助理的一年内,被调离岗位三次,愤而离职。

1977年中我接管“前卫书室”成为新东主。这一决定让我的前半生与华文书业结缘。同年11月,培安突然被逮捕,蜗牛及前卫的“战友”吓得鸡飞狗跳。

培安被捕期间,我曾陪结婚一年多的吴明珠去看他。当培安出现在玻璃窗看明珠15分钟时,恰好望到我在外头。他出狱后说,望到你那一眼,就知道被逮捕与你无关。

报章报道,培安获得释放是当局怀疑他与“马来亚人民解放阵线”有联系,故以内安法令逮捕他;培安最后无罪,无端被拘禁四个月。

出狱后,培安在苏丹街的布业中心开一家面积比前卫书室大一倍以上的“草根书室”,我们成为距离不远的美芝路邻里书店。

1979年,我在百胜楼经营国际图书(新)有限公司,从事书刊批发零售及出版,业务至2000年。培安在1980年代转身到香港报刊写专栏营生,出版中长篇小说《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1987)及《孤寂的脸》(1989)。

1995年培安重新在桥北路中心三楼经营“草根书室”。这家书店借鉴香港“二楼书店”,专营文史哲等“冷门书”,让它及百胜书城成为本地特殊的文化地标;草根因定位特别,也成为外国文化旅客流连之地。

我们经常在海南街附近用餐,再次成为不远的邻里书店。

新加坡的时代呐喊

2001年,我转行探测中国改革开放,每次回到新加坡总发现,培安以坚定的步伐交出成绩来。2007年他患上前列腺癌及陆续感染其他癌症,与病魔对抗多年,却坚持写作并交出长篇小说。

明珠不离不弃,并将培安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夫妻俩的坚定文学使命,也使新加坡的双语文艺之作,引发国际关注。

培安走了,回想起1970年代他的荒谬经历所写下短篇小说《寄错的邮件》的精彩片段:要逃离现状的自己,在绝望中走进邮局,买张邮票贴在额头,要把自己寄到美国,最后被送入精神病院。出院时,医生说:“我们是为了爱你,你那时候不适合外面的社会。”这已经成为表达、见证被“寄错”的年代!

培安石头般的童真、幽默及坚持,让他的创作大放异彩,充满新加坡的时代呐喊。最后,让我引用粱文福的三行诗向英培安致敬:

有人说这里是一片沙漠,

一个像他那样的男人,

留下深深的脚印一路走向文学的天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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