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疗法过去现在未来

我设想自己是国家独立时期的癌症医生。

那是1965年。

当时，乳腺癌被认为是一个局部病灶，治疗思路是通过彻底切除手术方便治愈。一战之前，由哈斯特（W. S. Halsted）医生首创的这种根治性手术，在当时仍十分普及。妇女接受了严重损害身体的手术——须要切除的不仅是患病的整块乳房，还包括胸壁的胸肌以及腋下整个腋窝组织。

然而，即使接受了这样的手术，乳腺癌患者的长期治愈率仍然不足20%。

医生们就开始思考，“为什么不切除得更彻底一些呢？”于是，他们开始倾向于采用“扩大根治术”，将肋下组织也动了切除手术。

如果说医学史上曾有过一段极端主义时期，那就非这个时期莫属。

我设想自己是一名在樟宜机场刚落成时期的癌症医生。

那一年是1981年。

一位新的领导级的肿瘤专家，伯纳德·费舍尔（Bernard Fisher）医生传播了新的治疗思路：乳腺癌自始至终都是一种全身疾病，而不仅仅是局部疾病。根治性手术是傻瓜犯的错误。我们终于停止在“激进比赛”中的踉跄挫败。全身性疾病需要面向全身的解决方案。

我们采用了更为科学化的手段，术后提供化疗和内分泌治疗，清除那些可能潜伏于所有身体部位的乳腺癌细胞。

化疗以一种更为明智的方式，逐步成为更加细化和疗效更好的手段，提高了早期乳腺癌治愈率。

关于雌激素与乳腺癌关系的理论开始公诸于世。人们热衷于搜索一种药物能够阻断雌激素与肿瘤细胞表面受体的结合。一款失败的避孕药——他莫昔芬（Tamoxifen），被人从垃圾桶中翻了出来，并成为第一个得到证实能够提高早期乳腺癌治愈率的药物。

如果医学史上曾经有过药物“再循环”大获成功的故事，那么非这个药物莫属。

他莫昔芬经受时间的考验，今天仍是乳腺癌治疗的代表性药物。值得庆幸的是，樟宜机场也像这款药物一样经得起时间考验，至今仍然是本区域首屈一指的航空枢纽。

我设想自己是新加坡两代领导人换届时期的癌症医生，指挥棒从第一代领导人李光耀交到第二代领导人吴作栋手里。

那一年是1990年。

这个时期，癌症治疗也经历着重大转折。从彻底切除乳房及肌肉的极端治疗到留下肌肉组织，再到现在的另一种思路——保留乳房和腋下淋巴结的大部分组织。

多项研究已基本表明，从长远存活方面而言，切除整个乳房与仅仅切除恶性肿瘤辅以放疗两种方法的效果相差无几。乳腺癌保乳治疗保留的不仅仅是乳房，还有癌症手术后的身体美感以及癌症患者的心理健康。

我回忆起国会做出历史性决定，首次将赌场执照授予新加坡两个综合度假胜地，那时我已是癌症医生。

那一年是2005年。

当时，对早期乳腺癌的治疗有了突破性进展。智能药物赫赛丁（Trastuzumab）能够将早期乳腺癌复发率降低50％的疗效，首次得到证实。

靶向治疗（也称为智能药物）此前已经得到证明，对于进展期乳腺癌患者，它能有效延长患者的存活时间。而对于早期乳腺癌患者，它可说是革命性地提高了治愈率。

我们手中的扑克牌已经从满堂红（full house）提高到皇家同花顺。2015年新加坡建国50周年，对于HER2阳性Ⅱ型乳腺癌晚期应采用双靶向治疗，将患者的生存时间延长至近五年。以往被贴上不治之症标签的疾病，已经前所未有地得到了控制，降低了患者的死亡率。

设想我为地铁线路规划彻底竣工时期的一名癌症医生。

那将是2030年。

正如同我们乘坐地铁就能轻松便捷地前往新加坡全岛各地，无论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身体何处，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技术都能达到癌细胞窝藏之处，达到癌症的永久控制。就像今天的糖尿病治疗一样（虽然我们无法完全治愈），晚期乳腺癌可以成功得到控制，使病患以接近正常生活质量的方式延续生命。

我设想自己在2050年是一名已经退休的癌症医生。

乳腺癌，无论是早期和晚期，都可以完全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