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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教会我的事》:抗沙斯经验让她更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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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前,当大家对沙斯仍一知半解的时候,陈笃生医院护理教育者Prema Balan便主动要求调去疾病控制中心,在沙斯前线抗疫,之后获颁英勇奖章。目前,她在黄廷方综合医院担任护理(教育)副总监,冠病19暴发后与同事加入紧急反应组,一天之内把医院的空置病房改装为抗疫病房。

看护经验长达42年的Prema Balan(音译:普雷玛·巴兰),清楚记得2003年3月14日(星期五)晚上,她和同事出席陈笃生医院的年度晚会时,忽然听闻有国人感染了会致命的疾病,而且患者就在陈笃生医院。

当时,她在陈笃生医院担任护理教育者(nurse educator),在那之后两天再没收到太多消息,但星期一(3月17日)上班时,直属上司问:“谁愿意义务调去疾病控制中心(CDC)?”Prema义无反顾马上举手。

Prema回忆道:“上司问我是不是认真的,因为当时有很多不确定,大家对于这个新病懂得不多,而且染病的话可能丧命。”

在混乱中不停前进

同一天下午,她被派到疾病控制中心,起初因为大家不知道病毒传染性甚高,甚至没有穿上个人防护装备(PPE)。她在疾病控制中心先后扮演几个不同角色,包括预检分诊(triaging),以及确保全体员工都作好预防感染的措施。

Prema说:“当时的情况难以预料,很多工作程序、指导守则及隔离措施一改再改,一分钟建议我们用洁手液,下一分钟就变成用肥皂洗手。总之,就是要一直随机应变,不停往前进。”

德士拒载医疗人员上下班

当时的疾病控制中心不像现在的国家传染病中心(NCID)有栋独立高楼,而是一栋底层建筑,病房散布不同地方,步行距离不短,Prema每个工作日的步数都相当可观。天气炎热,身穿PPE又戴上N95口罩的Prema坦言有时差点晕过去,有些同事的脸和眼都因为长时间戴着N95口罩而“扭曲”。

Prema说:“那一段时间相当煎熬,因为根本没有德士愿意载我去陈笃生医院。但我本身并没有惊慌,因为我知道沙斯是通过飞沫传播。我做足手部卫生,戴了N95口罩,而且避免近距离接触患者。我们收到的指示是必须保持至少三英尺(约1米)的距离。”

沙斯疫情期间,陈笃生医院是指定检测和治疗沙斯患者的医院,Prema坦言当时有些护士因此感到焦虑,也有同事因为被亲人和公众排斥而辞职。德士司机拒载之外,有些巴士甚至不愿在陈笃生医院的车站停靠。

Prema说:“我们一般是早上7时半开工,不到晚上八九时都没有离开。我搭巴士上班,会在最靠近医院的车站前几个站提早下车,步行去疾病控制中心。记得有一次搭德士,司机还在我身上喷了Dettol消毒药水,他说所有医护人员都带有病毒。后来,我们被院方告知先穿便服,抵达医院之后才换上制服。”

保护自己没有捷径

Prema认为,沙斯的抗疫经验让她更坚强,也让她明白:如果不照顾自己,好好遵守感染预防守则,其实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她认识的护士中,有人因为感染沙斯而过世,也有其他人染病后康复,而且非常幸运地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

她说:“生命非常宝贵,绝对不可以视为理所当然。必须穿PPE就得穿上,没有捷径,也不值得走捷径。”

比较沙斯与2019冠状病毒疾病,她认为前者的抗疫经验有助于我国更好地控制今后可能暴发的疫情。“我们学到的包括隔离策略,以及如何和不同相关单位合作。作为侦测疫情的预防措施,各医院都会和卫生部合作,定期举行疫情预习。17年前的沙斯,N95口罩和PPE的认识度相对较低,现在我们懂得更多,准备得更充足,而且有很多资讯都与全国,甚至全球分享。沙斯抗疫经验让我们明白,无论暴发什么传染病,都不能掉以轻心。”

在她看来,新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是目前抗疫的关键之一,但疫情能否受控,亦须国人履行公民责任。她认为冠病19教会我们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抗疫不能缺少公众的参与和合作,每个人都须严格遵守洗手、戴口罩以及与他人保持距离等守则。

Prema目前在黄廷方综合医院担任护理(教育)副总监,冠病暴发后与同事加入紧急反应组,一天之内把医院的空置病房改装为抗疫病房。2月7日,政府宣布将疾病暴发应对系统(DORSCON)警戒级别从黄色提升至橙色后,所有学生护士立即暂停临床实习;实习护士则须试戴口罩,以便确认最适合的尺寸,并且呈报健康状况与旅游记录。实习护士也会学习PPE的正确穿戴方法。

其他改变包括:入职培训缩短了,而且每组人数减少了(最多九人);课堂教学从六周缩短至三周,实习护士更快被安排到病房工作。

Prema与她的同事除了传授照护技能,也留意他们的心理健康。实习护士若有任何焦虑,Prema总会鼓励他们直接说出来,并提醒他们减少杞人忧天,多专注于预防感染程序,做足防范。

她说:“我很高兴的是,我们一直都从经验中学习,我国在处理忽然暴发的疫情这方面,已经大有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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