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译师”曾专指翻译佛经的僧侣。唐太宗《题焚经台》诗中云：“门径萧萧长绿苔，一回登此一徘徊。青牛谩说函关去，白马亲从印土来”，说的就是大唐玄奘和尚西渡取经、译经之事。成就卓然如唐玄奘者，可谓“大译师”。佛经仿佛一朵绝美的人类智慧之花，但人类文明的成果并不止于此。除了译经者，那些破译远古不再流传的死文字，并历经百年考验，成果依然的人，应也当得起“大译师”这一称呼。譬如，法国的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cois Champollion，1790—1832），自小就有语言天赋，通晓希腊文、拉丁文、古印度梵文、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古叙利亚语、波斯语和汉语等。1799年，法国拿破仑军队在埃及海湾城市罗塞塔（Rosetta）发现了一块公元前196年托勒密王朝的刻石，上面刻有希腊字母、古埃及象形文字和古埃及通俗文字。商博良从1822至1824年，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成功地破译了古埃及象形文字，顺利地翻译了全文，并编制了埃及文字和希腊字母对照表，使后人得以解读大量的古埃及文献。除了语言天分之外，大译师还得有灵气。19岁到印度的英国人詹姆斯·普林赛普（James Prinsep，1799—1840），自学成才，对古钱币非常有兴趣，他对大量的古钱币进行了排比分析，辨认出吐火罗、贵霜和印度等不同朝代的钱币，同时也认识了古文字，成功地破译了阿育王石柱上的碑文，和各种石刻题记，包括梵文、佉卢文和婆罗米文等多种失传文字。处于差不多相同时期的中国，虽然国力衰弱，但是那时的中国学者在学术追求上加倍努力，希望迎头赶上西方，出现了许多成就非凡的大家和“大译师”。比如对甲骨文的发现和破译。虽是偶然，却也是学者们多年学问累积的成果。发现甲骨文的是王懿荣（1845-1900），他因患疟疾而服药，在研究配方的各味药材时，见到一块刻有文字的龙骨。因为金石学养深厚，他毫不犹豫地断定龙骨上刻的文字是上古占卜辞。可惜次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他身为京师顺天团练，因不愿投降而投井自尽。他收藏的上万块甲骨，转给了他的好友刘鹗（《老残游记》的作者，1857—1909）。刘鹗也是位大学问家，写了第一部有关甲骨文的书《铁云藏龟》。因悲天悯人，不忍见到穷人挨饿，于是跟俄国人买太仓粮食赈灾，结果被诬告卖太仓粮食给外国人，被判罪发配到乌鲁木齐，以在寺庙戏台下给人看病为生，一年后脑溢血去世。他家的塾师是罗振玉（1886—1940），两人也是儿女亲家。罗振玉便接着研究，最终发现这些甲骨的真正出土地点是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遗址。关于甲骨文的研究，还有一位学者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就是王国维(1877-1927)。他于1917年撰成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又于同年四月补撰成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文。郭沫若在他的《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中对王国维的研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袭》等书所传的殷王世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变了他们的讹传。”以上几位学者，都是超凡入圣当之无愧的“大译师”。从历史的纵线来看，他们集中出现于大航海时代之后，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否可以把这一历史阶段称作是“大译师时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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