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
15-17世纪是地球的大航海时代，交通带来了物资和文化的流动和碰撞。
18世纪，法兰西研究院收藏3万多册中文典籍，居然被一位犹太裔的法国人儒莲（1797-1873）读通了，他翻译《孟子》《老子道德经》《景德镇陶录》等几十部古典文献。1853年，他开始研究佛学，翻译玄奘《大慈恩寺三藏大法师传》和《大唐西域记》，考证了《大唐西域记》的地名。后来，法国又出现了一位汉学家沙畹（1865-1918），翻译《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1894）。他最伟大的译作是《史记》（1905）和《后汉书》。他有两名著名弟子——伯希和（1876－1945）和马伯乐。
这时候的欧洲汉学似乎在翻译中文典籍上较劲。英国人比尔（1825-1889）翻译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又译玄奘 《西域记 》 两卷（1884），外加法显和宋云。日本人高楠顺次郎用英文翻译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1896）。曾经翻译过《论语》《大学》《中庸》《诗经》的英国最伟大的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 也翻译法显的《佛国记》。
早些时候，驻印度的英国考古学家康宁汉（1814-1893），捧着法语和英文翻译的《大唐西域记》和《佛国记》，在地图上标出两本书中的地名，根据书中线索居然找到佛祖释迦摩尼大觉的菩提迦耶，鹿野苑，拘尸那迦涅槃地的卧佛，以及塔克西拉，亚历山大时期的旧城遗址。康宁汉的成果深深刺激西方探险家，都希能碰上一个遗址，功成名就。这说明了频繁出入戈壁的斯坦因、伯希和和斯文赫定的企图心。
20世纪初，伯希和在法国殖民地越南，那时他还不知道有敦煌，因在南海（南中国海）之便，开始研究义净。他和他同时人的第一个疑问，就是室利佛逝在哪里？
在唐代室利佛逝似乎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唐朝僧人义净是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出发到印度，在广州联系商船，船走20天，一个月就到“末罗游”，小住后，再启程去印度。结束印度那烂陀的十年寒窗苦读回程，他选择先在“末罗游”住下，这时候的“末罗游”，已经是室利佛逝。他特意在那儿译经和写书，有一次他到商船上不知是买纸，或定纸，因信风起，商船迫不及待扬帆启航，他只得随船回广府。同年冬天，刮东北信风的时候，他再随船回室利佛逝。这段航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完成，可见那时候中国和室利佛逝海路畅通，来往频繁。义净在室利佛逝约不到10年，完成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义净在长寿二年（693）离开室利佛逝回广州。
可是，19、20世纪，室利佛逝反而成了“谜”，没有人听过，也没有人知道它的所在。伯希和1904年在越南发表《8世纪中国在印度的两条航道》内容包含《新唐书地理志》贾耽的安南通天竺道和广州通海夷道，《太平寰宇记》《括地志》《水经注》等，洋洋洒洒几万字，但并没有指出室利佛逝在哪儿？
14年后（1918），有一位驻越南的祖籍匈牙利犹太裔法国人，乔治·赛代斯（George Coedes，1886-1969），解读出一块古婆罗米和柬埔寨语的石刻Kota Kapur，把文中的室利佛逝和义净书中室利佛逝连接，认定苏门答腊穆西河畔的巴林邦或就是当年室利佛逝的中心地带。从此学术争论80年。终于在1992年，法国人Pierre-Yves Manguin以考古发掘的文物做佐证，才定案，证实义净的室利佛逝，就是今天苏门答腊省首府巨港（Palembang），如今150万人口居住在古代的遗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