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7世纪是地球的大航海时代,交通带来了物资和文化的流动和碰撞。
18世纪,法兰西研究院收藏3万多册中文典籍,居然被一位犹太裔的法国人儒莲(1797-1873)读通了,他翻译《孟子》《老子道德经》《景德镇陶录》等几十部古典文献。1853年,他开始研究佛学,翻译玄奘《大慈恩寺三藏大法师传》和《大唐西域记》,考证了《大唐西域记》的地名。后来,法国又出现了一位汉学家沙畹(1865-1918),翻译《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1894)。他最伟大的译作是《史记》(1905)和《后汉书》。他有两名著名弟子——伯希和(1876-1945)和马伯乐。
这时候的欧洲汉学似乎在翻译中文典籍上较劲。英国人比尔(1825-1889)翻译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又译玄奘 《西域记 》 两卷(1884),外加法显和宋云。日本人高楠顺次郎用英文翻译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1896)。曾经翻译过《论语》《大学》《中庸》《诗经》的英国最伟大的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 也翻译法显的《佛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