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曦娜:日本文学的反战与非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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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达三、大江健三郎和村上春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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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的士兵》虽然说不上反战作品,但铁证如山,该书如实地写下当时战场情况,正可作为日军残暴行径的有力证据。

日本小说界红人村上春树时不时总有新闻传来,尤其是每年10月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之前,村上总以热门人选的身份上了新闻,然后又因落选而被喻为“陪跑”。

这回村上春树因长篇新作《刺杀骑士团长》写及南京大屠杀,遭到日本右翼人士围剿,甚至有人刻意抵制新书,发起“不买村上春树运动”,可这事关系到历史真相与大是大非,就不仅仅是村上春树个人的事了。

《刺杀骑士团长》还未有中文版问世,无法先睹为快,但网上已见有心人翻译并贴上书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描述:“日本军队通过激烈的战斗占领了南京市,在那里杀了很多人,有的是在战斗中被杀的,有的是在战斗结束后被杀的。日本没有管理俘虏的能力,大部分投降的士兵,还有市民都被杀害了……大量市民被卷入战斗并被杀是不可抹杀的事实。有说死者人数是40万,也有说是10万。可是40万和10万的区别何在?”

就不过那么数百字对史实的陈述,也能让日本右翼人士掀起轩然大波,对我而言,那才是真正不可思议之事。事实上,南京大屠杀档案早在2015年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就我所知,在日本作家中,1994年诺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对南京大屠杀最有反省能力,态度也非常明确,他曾到坐落在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悼念大屠杀遇难者,聆听两位幸存者对大屠杀的忆述。回国后他写了一篇叫《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的文章,形容这两位幸存者“69年前因‘人类的凶恶与贪婪’而造成的创伤尚未愈合,在对国家规模的偷换历史认识概念进行着抵抗。”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实况,其实早在1938年,日本作家石川达三在其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中,已有十分骇人的描述。《活着》是日本第一部,相信也是惟一一部真实记录当年日军暴行的文学作品。

石川达三(1905-1985)并非一般记者,南京大屠杀发生时,石川已是首届芥川文学奖得主。为了对战事一探究竟,他于1938年1月以日本杂志《中央公论》特派记者身份到南京采访,辗转来到日军留守南京的第16师团,在采访这支凶悍的日军部队时,他耳闻目睹日军士兵如何以各种惨无人道的方式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深感震惊之下,石川达三回到日本后,写了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以虚构的部队及士兵姓名,描述日本军占领南京后,在南京烧杀淫掠的历史事实。

石川达三形容日本士兵“杀死一个敌人,如同用手捻死一只蚂蚁。”,即连随军僧侣也杀人不眨眼,可以一连砍死几十个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战俘而毫不手软。在他笔下,日军抢掠财物就像摘取野生水果一样,随时随意掠取。

《活着的士兵》发表后,日本当局暴跳如雷,石川达三及《中央公论》编辑遭受起诉,被判监禁四个月、缓刑三年执行。判决书指《活着的士兵》“记述皇军士兵对非战斗人员的杀戮、掠夺以及军规废弛的状况,紊乱安宁秩序。”石川之后,再也没有人敢写有关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况。

但《活着的士兵》其实一直存在着争议,有评论者将之誉为抗战文学,有些则认为,石川达三虽然如实记录了日军在南京的种种兽行,但对于日本官兵的残酷不仁,石川达三几乎没有加以谴责,更别说批判,相反的,石川在字里行间还为之辩解,例如写了日军砍下中国年轻人的头,却又说是因为那年轻人烧了被日军强占的自家房子;刺穿厨房伙夫的胸膛,是因为他偷吃了部队做饭的白糖……也因此,评论者认为,《活着的士兵》其实称不上一部反战作品。

必须一提的是,石川达三被判刑后,没多久又作为《中央公论》的特派员,到武汉战场实地采访,据说是日本军部让他戴罪立功。石川后来写的《武汉作战》不但歌功颂德,粉饰侵略,极尽美化日军之能事,还无中生有,诬蔑抗日中国军队。

话说回来,《活着的士兵》虽然说不上反战作品,但铁证如山,该书如实地写下当时战场情况,正可作为日军残暴行径的有力证据。

关于南京大屠杀遇害者具体人数,历来喋喋不休,屡有争论,可正如村上春树所说:“40万人和10万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据说这是个擅于否定历史,掩盖真相的年代,能够有日本强势作家如村上春树的仗义执言,哪怕只是寥寥数百字,也许也算是一言九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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