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文学奖”其中一位评委是毕飞宇，他的《玉米》写尽了女性的温柔与坚强，他的《推拿》写尽了男女的计算与挣扎，在小说世界里，他比其他中国男作家展现了更大的宽容与怜悯。
但他的宽容与怜悯，并非单纯的鼓吹积极向上，而是对于低下的情绪和心思给了最大的理解；他是从“负”里看见了“正”。所以，他评我的《龙头凤尾》，亦是从“负能量”的角度出发，说“汽车之所以好，还得有好的刹车，如果一个车只有马力，是灾难，刹车就是负能量。不管我们如何讴歌拥抱正能量，但我们的文学，尤其是小说，永远不能忽视，不能不呈现负能量，这是小说的使命和职责。这本小说的负能量，是另一种历史的真，真的打动我。”
这番话令我想起毕飞宇近著《小说课》里的精彩演讲记录。他谈《玉米》创作历程，说“在‘什么是人的本来面目’这个巨大的命题面前，文学显示了它的大自由和大宽容，它包容了我们的原罪，而不是强迫我们清洗我们的原罪。是的，文学更懂人，更怜惜人，文学还知道尊重人。文学有它的信条，不完美的人才更加美好。宗教只是一把斧头，人类在文学的面前要比在宗教的面前宽松得多、自在得多、放肆得多、幸福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早在上帝诞生之前文学就诞生了，而上帝死了，文学依然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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