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老师今年80整,寿宴一场接着一场,他说:“这一年吃了无数个蛋糕和寿桃。”去年台北最早为他庆生,他一再解释:“我才79,还没到80。”一年的差别,是一定要讲清楚的,“虚岁”不算数。白老师对“时间”非常敏感,怕老(谁不怕老?)。他的小说无非在写“时间”。
他去中国大陆,有人尊称他“白老”,私底下他嘀嘀咕咕:“叫白老师就行了么,干吗叫我白老!”好像一声“白老”真的把他叫老了。他乐意别人叫他白老师,倒不是好为人师,而是因为他在加州大学教了29年书,他喜欢教书,喜欢学生,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老师,这个称呼让他“回春”,仿佛又到了学生们的中间。
1987年春天,50岁的白先勇来复旦讲学,那一年我读大四,再过两三个月就要毕业了,很幸运没有错过和白老师的缘分。我陪他走在上海的街头,他一切都好奇,东瞅西看,精力充沛,走得比我快。30年后,他80了,我和他走在乌节路上,他仍然一切都好奇,东瞅西看,精力充沛,走得还是比我快。似乎,我永远追不上他。30年前的那个春天,我懵懵懂懂,跟着白老师领略上海滩,游园惊梦一般,其他都不甚记得,“吃”倒是忘不掉。和平饭店的西餐、静安宾馆的虾仁、兴国宾馆的大黄鱼和对虾,算是吃够本了,后来再也吃不到这些美味佳肴了。当时,白老师和谢晋正住在兴国宾馆连着几天商讨小说《谪仙记》的改编(后来电影更名为《最后的贵族》),有一次看到谢晋在餐馆点了好几样面食:馄饨、小笼包、面条,没有菜却有酒。我当时觉得奇怪,所以印象深刻。用这些食物配酒,大概是真爱酒吧!谢晋喝酒时的满足感让我想到小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