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夜场许鞍华电影《明月几时有》，走出戏院却一时走不出戏。抬头望天，黑缎般夜空似有星光点点，夜空下是灯火通明的闹市盛景，恰与电影收尾的蒙太奇镜头衔接无缝。璀璨与黯淡之间似有望不见的一条线，这样的夜景总是令人恍惚。
把我留在戏里的，更是影片中重现的东江纵队“营救文化人”那段历史。如果说影片里被营救的一众文化人，是安全抵达后长舒一口气的雁阵，我反倒想起一只滞留香港沦陷区的落单孤雁。他的名字，迄今常为人念起——“雨巷诗人”戴望舒（1905-1950）。
那个深夜，我找出小思老师（卢玮銮教授）与学者郑树森合编（熊志琴编校）的《沦陷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叶灵凤、戴望舒合集》。老师笔下毫不花哨、却引人入胜的研究文字，引着我一步步走进香港沦陷区，遇见一个后“雨巷”时代的戴望舒。
1937年至1941年间的香港，迎来大批大陆流亡文化人，戴望舒亦在其列。身为《星岛日报·星座》文艺副刊编辑的戴望舒，不仅热心参与文艺界抗日救亡活动，也为众多作家提供发表作品的平台。他曾不无自豪地说：“没有一位知名作家是没有在《星座》里写过文章的。”
香港在1941年圣诞节落入日军之手，那些曾在《星座》写文救亡的“知名作家”被护送回大陆后方，其中却没有戴望舒。小思写道：“论知名度，论抗日热忱，甚至论与左翼关系，他不该不在抢救名单内。” 诗人“走不了”的原因说法不一，有说他“舍不得藏书”，也有说他是“有任务在身”，今人惟知戴望舒当年孤雁离群，一连串厄运正在未来的路上等着他。
1942年春天，戴望舒被日军逮捕，狱中数月曾受酷刑折磨。出狱后他曾先后在数家报馆任编辑，也曾发表外国诗文翻译，间有写作。然而这一切，战后成为诗人“附逆”敌人的证据，以致诗人不得不写下《我的自辩》：“……我没有写过一句危害国家民族的文字。”
对于沦陷初期不在“营救”名单一事，戴望舒曾怎么想？他自己从未提及，今人不得而知。不过，读诗人在沦陷期间写下的《等待》一诗，我留意到两个词——“你们”和“等待”，背后隐约似有被遗忘的委屈之情：“你们走了，留下我在这里等／看血污的铺石上徘徊着鬼影／……把我遗忘在这里，让我见见／屈辱的极度，沉痛的界限／……让我在这里等待，耐心地等待你们回来：／做你们的耳目，我曾经生活／做你们的心，我永远不屈服。”
诗中的一个个“等待”，道出流离诗人的心中渴盼；然而那些重复出现的“你们”，莫非直指那些战前风雨同道，战时悄声离境，战后责难质疑的雁阵中人？
劫后余生的戴望舒，已不在“雨巷”徘徊；幸运地，他也不必成为振臂高呼的斗士——1949年冬天，戴望舒离港赴北京定居，翌年2月因哮喘病突发逝世。也许过早离世反是他的福气，避开了随后多场政治运动的羞辱。毕竟落单的大雁，雁阵里早已无他“平起平坐”的位置，即便他曾努力“要跟上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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