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纷纷扰扰的历史，耶路撒冷的所有权一直悬而未决，对于作为流亡者的萨依德来说，耶路撒冷除了是出生地，也是流亡的印记。
特朗普把耶路撒冷当成以色列首都，教全世界为之目瞪口呆，更不用说穆斯林世界，尤其是巴勒斯坦人的大力反弹。
耶路撒冷从大卫王、所罗门王时代至今3000年，一直是个神秘而充满史诗色彩的地方。有智慧之王美称的所罗门王就在耶路撒冷称王40年。最特别的是，这儿是犹太教、基督教、回教三大宗教的发祥地和圣城，多少年来，不同宗教的信徒聚居于此，却也写下一页页恩怨纠葛，错综复杂的历史。
不过是三年前，中国作家徐则臣的长篇小说以“耶路撒冷”为名，小说家有意写中国19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成长史，小说问世后难得的叫好又叫座，前后卖了10万本，还获得包括老舍文学奖在内的几项重要文学奖项。
去年的作家节，徐则臣到了新加坡，我在访问小说家的时候，首先就问了他，写的是中国一代人的成长，为何以“耶路撒冷”作为小说名称。徐则臣说，最初仅因为喜欢“耶路撒冷”这四个字，因为“这个音译外来词作为汉字，有着独特的颜色、触觉、味觉、形状和其他难以言传的感觉”，他一直想以这四个字为题写一部小说。
徐则臣笔下的小说人物初平阳，年少时在运河边一座老教堂外，听见文盲老太太独自坐在耶稣像前的蒲团上读《圣经》，他听见她一遍遍地说：耶路撒冷。对初平阳而言，耶路撒冷开始时仅是一个声音，然后是文字、地名，到了后来是与宗教有关的三教圣城，是信仰。最重要的是，徐则臣说，初平阳和童年友伴们内心里都隐匿着一桩“罪”,他们都需要救赎。耶路撒冷是个精神符号，不仅是救赎的象征，还是进入中年以后，每个人追求内心安妥的不同路径的象征，也就是说，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每个人内心里都有个耶路撒冷。
写这篇文章，不得不想起生于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裔知识分子爱德华·萨依德（Edward Said）。
萨依德于1947年，12岁时随父母永远迁出耶路撒冷，我曾在《萨依德的流亡者之书》读到他十分沉重的一席话：“到1948年仲春，我的整个家族连同其他近100万巴勒斯坦人被赶出巴勒斯坦。这场不折不扣的浩劫，揭开了我们社会毁灭和民族流散的序幕，其发生的时间跟以色列的立国完全一致。”
萨依德随家人在族人的大流离中辗转去了美国，他在最著名的作品《乡关何处》（Out of place）对自己和族人的痛失家园，成为异乡中格格不入的局外人，有十分深沉悲痛的陈述。
可萨依德终究壮志未酬身先死，2003年，68岁时即因血癌谢世。他如果还在这人世间，面对特朗普的宣布真是情何以堪。萨依德遗留下的最后文献《文化与抵抗——巴勒斯坦之音的绝响》收录他生前最后几年接受美国记者巴萨米安的系列访谈录，在一次访谈中，巴萨米安问萨依德，为何在演讲与论述中一再提及1948年的重要性？
萨依德说，1948年，有一个主要由阿拉伯人构成的社会，从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被摧毁，80万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土地被驱逐出境。到了后来，巴勒斯坦人成了自己国家的少数民族，他们三分之二的人成了难民。悲哀的是，一直到今天，世人仍普遍认为，巴勒斯坦人并非被以色列人赶走。
走过纷纷扰扰的历史，耶路撒冷的所有权一直悬而未决，也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争议核心。对于作为流亡者的萨依德来说，耶路撒冷除了是出生地，也是流亡的印记。2002年，萨依德再次接受访问，提及以巴问题的解决之道，他倒说得持平：承认“那是一片住着两个民族的土地，大家以平等的方式并存，而不是一方凌驾于另一方。”
耶路撒冷是犹太教、基督教、回教的圣地，也是一个救赎之地。可当我们反省自己处身的时代，放眼时代中的乱象，即便救赎之城又何曾幸免，充满仇恨与杀戮的年代，我们又能够自我救赎吗？真让人不由得要暗自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