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隐云林，云林灵隐，如同每回走进现场，游客自喧哗，古刹自安然，说是境，也是界。
每回到杭州，都会到灵隐寺。
掩映于茂林修竹之中的千年古刹，林木苍翠，绿意氤氳，纵然终日游人摩肩接踵，依然自有其独有的超尘大器，只要静心感受，还是可以令人忘俗。
初游灵隐寺，导游总会介绍寺内康熙皇帝御书匾额“云林禅寺”的故事，称康熙到寺时，因长老请题字，原要写“灵隐禅寺”，灵字繁体为“靈”，他失手把“靈”字上面的雨写得太大，难以继笔，身边宠臣忙予提示，遂顺势写成“云林禅寺”，皇帝御书，大家当然不敢多说。
故事虽有趣，但如此情节，却纯属附会臆说，只可作民间俗谈或影视戏说。
另一说法，则称此为“清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帝南巡时，赐名‘云林禅寺’”；又有“康熙六次南巡，五次驻跸灵隐”之说。
据《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六次南巡，除了首次，后来五次均到杭州。但有关记录清楚记载，康熙先后是住宿在“杭州府城”及后来修建的“西湖行宫”，并没有所谓“五次驻跸灵隐”及颁赐御书的记录。
那么这些传说从何而来？
据查阅，应该出自乾隆年间杭州学者倪涛所编撰的《六艺之一录》。
这套书多达420卷，800余万字，被认为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一部书学文献纂集类著作”，对金石书法文献学具有重要意义，故被清宫廷收录入《钦定四库全书》。
在书中第109卷的“武林石刻”项目里，清楚记录康熙在杭州留下的大量石刻御制诗文碑记。
据其记录，康熙帝共三次到灵隐寺，时间为康熙二十八年、三十八年及四十二年，即第二、三、四次南巡之时。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有关资料，全都记录在“云林寺”的条目下，并说明“云林寺，在武林山之阴北高峰下，即灵隠寺”，显示当时该寺的正式名称是云林寺！
书中记载，也显示了寺名变化的经过。
康熙二十八年第一次到访，记录为“圣祖仁皇帝驾幸灵隐（按仍称灵隐寺），制‘飞来峰诗’一首”。
康熙三十八年第二次到访最重要，这一年他曾先后三度到访，记录如下：
首度为“圣祖仁皇帝南巡幸寺”（按并未称寺名），并“御制‘灵隐寺诗’一首，……亲洒宸翰书‘云林’二字，赐名‘云林寺’”！
二度为“圣驾再幸云林”（按寺名已改，其后均同），并“赐御书‘禅门法纪’额，又一联云：禅心澄水月，法鼔聚鱼龙；御制‘云林寺’诗一首。”
三度为“圣驾又幸云林，制‘再过鹫峰诗’一首。”
康熙四十二年第三次到访，记录为“圣驾又幸云林，制‘再过鹫峰诗’一首”。
这部乾隆年间著作，收集“圣祖仁皇帝”御制诗文，并写明所收录的诗“皆抚臣恭摹勒石崇奉于云林寺中”，说明是作者收集的现场材料，翔实可靠。
由此可见，康熙帝确曾御赐书法匾额给灵隐寺，但时间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二月第三次南巡期间，而真正颁赐给该寺的御书匾额是“禅门法纪”四字。
但他确实也曾亲笔题写“云林”二字赐予该寺，还因此赐名“云林寺”。
今天到灵隐寺，观看天王殿上高县的 “云林禅寺”四字书法，起首“云林”二字为行书，“禅寺”则为楷书，笔法明显不同。据上述记录，“云林”应出自康熙所书，后二字则为添加，以合康熙对该寺之“赐名”。
由于康熙亲笔所写的原件篇幅不大，故寺僧据原件摹写放大及补添“禅寺”，作为寺名。因非全为康熙御书，故未钤上“康熙御笔之宝”印章。
这应该是“云林禅寺”的真正由来，并可能是清代“云林寺”正式寺名的“老招牌”。
清代《灵隐三志》包含康熙二年的《灵隐寺志》、乾隆九年《增修云林寺志》、道光八年《续修云林寺志》三书；不同年代的书名，亦说明自康熙赐名后，该寺在清代就被称为云林寺。
虽然如此，但民间百姓还是延续流传千年的旧名，称它为灵隐寺。
时至今日，当年云林寺里官方刻制的康熙诗碑，均已无存（近年方自扬州大明寺复制一件康熙御制“灵隐”诗碑为旅游景点），那件康熙亲笔题写“云林”二字宸翰，亦未见有人提及。
云林二字，向喻隐居或修道之所，符合“灵隐”之意，且该寺为禅门临济宗道场；故灵隐寺与云林禅寺两名，可谓一体两面，互相契合，如同法性实相，不一不二。
灵隐云林，云林灵隐，如同每回走进现场，游客自喧哗，古刹自安然，说是境，也是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