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若芬:鲁迅·柏杨·李敖

互联网媒体和大数据之于李敖的两面刃性质,和鲁迅、柏杨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师?政治犯?知识分子的良心?俱“亡”矣。

鲁迅、柏杨、李敖,这三个名字让你联想到什么?

大师?政治犯?知识分子的良心?

3月18日李敖去世,当天下午接到《联合早报》的采访电话。不久,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也来邀约,要我谈李敖。从未到过新加坡,却在2005年访问大陆时说新加坡人笨,李敖让新加坡人不能服气,想当然尔。他的死讯引发新加坡媒体关注,有些超乎我的预期。

2008年柏杨去世时,我接受过新加坡电视台的专访,还提供了几张柏杨曾经被监禁的绿岛“绿洲山庄”照片。谈柏杨,我也想到了李敖,他们同样由于政治问题入狱,出狱后的人生道路大不相同,柏杨被时代洪流推向成为捍卫人权的斗士;李敖积极反击所有他认为的敌人。挂名柏杨翻译的大力水手卜派(Popeye)漫画被纠察说讥讽执政者,李敖表示:柏杨无心,也不敢“污辱国家元首”。后来这位维护柏杨的“战友”反目成仇,在他的账簿里增添一笔。

柏杨和李敖的“以笔为剑”前有所承,那就是鲁迅。鲁迅、柏杨、李敖都擅长写作杂文,也都具有反传统的批判精神。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针砭“礼教吃人”;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揭露中国人劣根性的“酱缸文化”;李敖的《传统下的独白》讥讽成见陋规,影响了不同世代的读者,尤其是和作者一样带有“愤怒青年”气息的读者。他们“语不惊人死不休”,痛快淋漓的“骂功”,既让读者有宣泄怨懑的效果,对于安于现状、未思反省的人们,不乏启迪之功。

鲁迅、柏杨、李敖,凭借他们各自的文字本领坐到某种“宝座”级的位子,我想到的是:是什么促使他们被看见?被认识?拥有知名度和影响力?

其中之一的关键,是媒体。

中国现代文学的兴盛,除了教育普及、白话文写作,让读者容易接收作者的思想情感,获得共鸣,重要的是刊载作品的平台,也就是19世纪末开始大量开办的报纸和杂志。到了20世纪初,随着民国建立,更有创新的需求。1919年的“五四运动”,唤响追求新知和思考国家前途的呼声。自由、民主、科学之中,最能够得到认同的,莫过于“自由”。如果说“天赋人权”,自由是与生俱来,不需要门槛条件,对于向往自由的年轻人,自由的崇高价值甚于生命和爱情,鼓吹自由、践行自由的作家,自然成为青年读者的偶像。

鲁迅、徐志摩、郁达夫等人,在婚恋情感方面都是身体力行者,而他们的偶像化过程里,依靠的就是文字和刊载文字的媒体。他们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写成供人羡慕或仿照的文本,经由报章广为人知。有研究指出,鲁迅从1912年到1936年的收入,平均每个月大约是国币420元(约合现今人民币1万5000元),收入主要的来源是稿费和版税。

柏杨晚年专事写作,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稿费和版税。报章媒体和出版事业养活了作家,和作家共生共存,共同塑造了作家的形象。读者经由阅读文字想象作家风采,保持和作家文字“若即”、本人“若离”的关系。

李敖的自我经营因应时代的媒体变化而有明显的自觉意识。他从文字背后的作者,跃上电视的“名嘴”,观众看到的:红色夹克加深色眼镜的李敖“标配”,使他有清楚的可识别度。他表演意味浓厚的“拿出证据”动作,以及揭秘式的陈述、嬉笑怒骂的语汇,特别让刚接触这种“出格”招术的大陆观众觉得新鲜有趣。

所以,从文字和从视频里感到的李敖便不尽相同,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间点阅读、观看李敖的人,反应有所分歧,也就可以理解了。鲁迅和柏杨没有李敖的视觉媒体机会,即使都挥舞着文字刀笔,毕竟无法施展嘲弄、炒作、操控媒体的力道。

李敖说鲁迅在大陆被过分炒作;在他的电视节目里为批评“新加坡人笨”缓颊,反被指为愈描愈黑……至于他的小说《北京法源寺》“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查询诺贝尔文学奖的正式的网站,交叉匹配,立见分晓。互联网媒体和大数据之于李敖的两面刃性质,和鲁迅、柏杨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师?政治犯?知识分子的良心?

俱“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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