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媒体和大数据之于李敖的两面刃性质，和鲁迅、柏杨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师？政治犯？知识分子的良心？俱“亡”矣。
鲁迅、柏杨、李敖，这三个名字让你联想到什么？
大师？政治犯？知识分子的良心？
3月18日李敖去世，当天下午接到《联合早报》的采访电话。不久，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也来邀约，要我谈李敖。从未到过新加坡，却在2005年访问大陆时说新加坡人笨，李敖让新加坡人不能服气，想当然尔。他的死讯引发新加坡媒体关注，有些超乎我的预期。
2008年柏杨去世时，我接受过新加坡电视台的专访，还提供了几张柏杨曾经被监禁的绿岛“绿洲山庄”照片。谈柏杨，我也想到了李敖，他们同样由于政治问题入狱，出狱后的人生道路大不相同，柏杨被时代洪流推向成为捍卫人权的斗士；李敖积极反击所有他认为的敌人。挂名柏杨翻译的大力水手卜派（Popeye）漫画被纠察说讥讽执政者，李敖表示：柏杨无心，也不敢“污辱国家元首”。后来这位维护柏杨的“战友”反目成仇，在他的账簿里增添一笔。
柏杨和李敖的“以笔为剑”前有所承，那就是鲁迅。鲁迅、柏杨、李敖都擅长写作杂文，也都具有反传统的批判精神。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针砭“礼教吃人”；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揭露中国人劣根性的“酱缸文化”；李敖的《传统下的独白》讥讽成见陋规，影响了不同世代的读者，尤其是和作者一样带有“愤怒青年”气息的读者。他们“语不惊人死不休”，痛快淋漓的“骂功”，既让读者有宣泄怨懑的效果，对于安于现状、未思反省的人们，不乏启迪之功。
鲁迅、柏杨、李敖，凭借他们各自的文字本领坐到某种“宝座”级的位子，我想到的是：是什么促使他们被看见？被认识？拥有知名度和影响力？
其中之一的关键，是媒体。
中国现代文学的兴盛，除了教育普及、白话文写作，让读者容易接收作者的思想情感，获得共鸣，重要的是刊载作品的平台，也就是19世纪末开始大量开办的报纸和杂志。到了20世纪初，随着民国建立，更有创新的需求。1919年的“五四运动”，唤响追求新知和思考国家前途的呼声。自由、民主、科学之中，最能够得到认同的，莫过于“自由”。如果说“天赋人权”，自由是与生俱来，不需要门槛条件，对于向往自由的年轻人，自由的崇高价值甚于生命和爱情，鼓吹自由、践行自由的作家，自然成为青年读者的偶像。
鲁迅、徐志摩、郁达夫等人，在婚恋情感方面都是身体力行者，而他们的偶像化过程里，依靠的就是文字和刊载文字的媒体。他们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写成供人羡慕或仿照的文本，经由报章广为人知。有研究指出，鲁迅从1912年到1936年的收入，平均每个月大约是国币420元（约合现今人民币1万5000元），收入主要的来源是稿费和版税。
柏杨晚年专事写作，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稿费和版税。报章媒体和出版事业养活了作家，和作家共生共存，共同塑造了作家的形象。读者经由阅读文字想象作家风采，保持和作家文字“若即”、本人“若离”的关系。
李敖的自我经营因应时代的媒体变化而有明显的自觉意识。他从文字背后的作者，跃上电视的“名嘴”，观众看到的：红色夹克加深色眼镜的李敖“标配”，使他有清楚的可识别度。他表演意味浓厚的“拿出证据”动作，以及揭秘式的陈述、嬉笑怒骂的语汇，特别让刚接触这种“出格”招术的大陆观众觉得新鲜有趣。
所以，从文字和从视频里感到的李敖便不尽相同，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间点阅读、观看李敖的人，反应有所分歧，也就可以理解了。鲁迅和柏杨没有李敖的视觉媒体机会，即使都挥舞着文字刀笔，毕竟无法施展嘲弄、炒作、操控媒体的力道。
李敖说鲁迅在大陆被过分炒作；在他的电视节目里为批评“新加坡人笨”缓颊，反被指为愈描愈黑……至于他的小说《北京法源寺》“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查询诺贝尔文学奖的正式的网站，交叉匹配，立见分晓。互联网媒体和大数据之于李敖的两面刃性质，和鲁迅、柏杨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师？政治犯？知识分子的良心？
俱“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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