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这篇文章没给我带来太直接的影响，可在年少的日子里，它确实让我接收到学校教育之外的另一种声音，潜移默化中，仿佛为我开启了课堂之外的另一扇窗。
李敖离世，华人世界缅怀之声不断，争议声也不断，他的狂妄自大，他的目下无尘，他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与前妻、前女友的恩怨情仇等八卦旧闻都成了媒体炒作的材料。由于李敖长期主持电视政论节目，除了文化界，报纸娱乐版也凑上一脚，对已远去的话题人物重新评头论足。不计其数的评语，有褒有贬，褒中有贬，贬中有褒。
这也不奇怪，李敖从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由于晚年从文坛跨越政坛，政治活动投入得缤纷热闹，他参选过总统、台北市长，当过台湾无党籍立法委员，他的政治取态与政治评论也因为立场与意识形态为他招来骂名。
我们这一代华校生，尤其是六七十年代成长的世代，年少时喜欢跑书店的，大多在小坡友联书局买过李敖的书，读过李敖的作品。通过比手掌大一些，封面橘红色的文星丛书，李敖在那个时代释放出的信息，独特而大胆，曾经在闭塞的空间里冲击着我们的思想感情。
李敖去世那天，我一边做着采访，聆听来自文化界的朋友们谈着他们心目中的李敖，脑子里却不断想起中学时曾经读得激动莫名的一篇长文《十三年和十三月》。那是收录在李敖《传统下的独白》里的名篇，就是因为这篇文章让我第一次见识了李敖其人其文。
《传统下的独白》在当时是以一种反传统的姿态出现，这么多年来，对于书中其他文章，我或已印象模糊，但当年读这一篇自传性与自我表白色彩浓郁的《十三年和十三月》时，那种泫然欲泣的感觉，至今印象犹深。
和大家熟悉的，李敖一贯嬉笑怒骂的文字不一样，《十三年和十三月》写来沉重、真挚而感性。这几天我又找出这篇文章，读着李敖在文章中从自己14岁时从上海到台湾生活的13年历程谈起；由于对杜威那种“进步教育”有着极强烈的憧憬，在制式教育中，李敖渐渐对中学教育不能容忍。高二念完就休学在家，考进台湾大学法律系读不到一年，又自动休学，几个月后才考入台大历史系。
李敖在1960年代对教育体制的批评至今没有过时，“我亲身在这种世风、学风与文风里长大，并且亲眼看到这一代的儿童、少年与青年如何在长大，在恶补化的小学教育里，在模子化的中学教育里，在毫无性灵的大学教育里，在一窝蜂的留学考试里，我依稀看到这是一个悲剧的起点，一个恶果的下种。”
对于自己离开台大后13个月中挑起的论战，李敖表白道，“虽饱受攻击和诋毁，不管流弹和棒子怎么多，还是要走上前去。”他又说道：“能力与际遇的安排也许只能使我做一个吵吵闹闹打打前锋的小战士，在愤怒的青年人中，我深信会有大批的主将到来。”他又对自己心目中的“伪君子”和“真小人”做出诠释：“我最讨厌装模做样，如果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得“一马当先”——当先去做‘坏人’。”
又回台大的日子，李敖想到自己的身世和抱负，落寞之下，引用了陈宝琛的两句诗表明心迹：委蜕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近高楼！
对于自己的理想，李敖说得简单却具感染力：“我深信的人生哲学很简单：能少做一分懦夫，就多充一分勇士； 能表白一下真我， 就少戴一次假面；如果与覆巢同下， 希望自己不是一个太狼狈的‘坏蛋’；如果置身釜底，希望自己不做俎肉，而是一条活生生的游魂！”
回想起来，李敖出道不久写的这篇文章说不上什么伟大的思想，可对于自己处身的时空，他勇敢的做出内心激愤与痛苦的表白，读在当时像我这样一个中学生的眼里，特别触动心弦。或许这篇文章没给我带来太直接的影响，可在年少的日子里，他确实让我接收到学校教育之外的另一种声音，潜移默化中，仿佛为我开启了课堂之外的另一扇窗。
从当初“打前锋的小战士”，到后来鼓吹自由民主思潮的主将，再到后来风靡中国大陆，即便在北京大学演讲时也大谈言论自由。李敖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在不同的年代里，都在没有党派的情形下，以一己的力量，为时代留下了印记，你可以不喜欢他，但不能否认他的影响力。李敖为我们的时代增添了色彩，而且深刻得无法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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