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若芬:在斯坦福大学 听马英九演讲

马英九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演讲的会场。(衣若芬摄)
马英九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演讲的会场。(衣若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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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们会期待马英九在美国谈台湾问题,能发出什么“一鸣惊人”的言论吗?

刚到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就有老师告诉我,4月11日马英九要来演讲。

“讲什么?”“为什么他来演讲?”“谁邀请的?”学者的职业病经常发作,尤其是这种非同小可的事情。毕竟,他是台湾的前领导人,执政8年(2008-2016),他的政策具有影响力,对于像我这样长居国外,不时跨国旅行的人来说,外交方面的建树是直接受惠者。 相较从前繁琐又昂贵的签证手续及费用让我望而却步,如今通过长堤,越过柔佛海峡,就能“偷得浮生半日闲”,出境到马来西亚一游,方便多了。

“台湾面临的三项挑战:经济、两岸关系及民主”,马英九的演讲题目并不意外,也很容易想象他作为卸任的执政者,不免将个人与行政团队的成绩单对照当前的台湾情况。“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们会期待马英九在美国谈台湾问题,能发出什么“一鸣惊人”的言论吗?

上网报名时,我想到的是:我好奇主办单位Freeman Spogli Institute(FSI)如何执行这个活动?马英九如何展现自己?参与的听众如何反应马英九的言论,提出怎样的询问?

报名成功后,很快收到电子邮件回复确认。活动前一天,收到提醒的电子邮件,演讲在下午5点,4点15分开始报到,须持有效身份证件,并遵守现场规定。Hoover Institution的David and Joan Traitel Building去年才落成,里面的Hauck Auditorium能容纳400位观众,显然供不应求,4点45分如果没有完成报到,座位将开放给后补的人。同样的电子邮件在活动当天又收到一次。

会场就在我的办公室旁边,几步走到。工作人员把报名表放在铺红巾的桌子上,依姓氏的字母顺序分别设置四张桌子报到台。

等待进场时,台湾一家电视台采访我,问我对马英九演讲的看法。我说我还没听呢!哪有什么看法?记者又问我:台湾侨委会把“华侨”改称“侨民”的意见?我说我没有意见。他拐弯抹角似乎要我表什么态度,比如有什么目的啦?没有“华”字的话,有什么政治预期啦?我也接受过新加坡、印尼和中国大陆的记者采访过,初次碰到这般台湾记者作风,真不晓得是否特例。

讲座主持人法兰西斯·福山教授(Francis Fukuyama)说,他去年到访台湾与马英九见面,提出邀请,言简意赅,请马英九开始演说。所谓“名校”,就是在校园里能遇见你读过的书的作者吧,福山指出的“民粹式民族主义”(populist nationalism)发人深省,他对中国崛起和台海局势的分析也很受人瞩目。

马英九清唱了一小段Tony Bennett的“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回忆他47年前初访斯坦福大学,连系他和斯坦福的缘分。他从太阳花学运谈起,对于占领台湾立法院的学生被判无罪不以为然。关于能源,他质疑“2025非核家园”的政策施行,认为重启深澳电厂不是明智的决定,会造成空气污染,而且成本很大。“转型正义”“国民党党产”“九二共识”诸问题,他都对现在的台湾执政当局提出了批评。

现场听众以青年居多,也有几位我在斯坦福的学生。坐在我前排的,每当马英九谈到两岸事务,他们三位就举起手机拍摄(虽然主办单位电子邮件里声明不可拍摄)。

在演讲开始之前,主办单位发给听众铅笔和卡片,书写提问,然后统一收回。我关心的是台湾在全球化环境中的国际处境,没有被对谈人戴蒙教授(Larry Diamond)选出。问答环节比较集中于民主议题和两岸关系,马英九举了《三国演义》和都德(Alphonse Daudet, 1840-97)的小说《最后一课》为例,强调两岸和平,以及交换学生互访,加深彼此认识的重要性。

2015年马英九与习近平见面时,系的是象征国民党的蓝色领带,我在2月10日语图学会的演讲“尚衣流:张开文图学的眼睛过生活”中,特别讨论过两位先生的服装语言。在斯坦福,马英九系的是红色领带。戴蒙教授最后笑着问他:这是Crimson(马英九的母校哈佛大学代表色)?还是Cardinal(斯坦福大学代表色)?马英九没有直接回答,大家看看他那天的照片,就能领会他的用心吧。

1912年,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1996年,亚洲第一个实践全民直选总统的地方……在美国,听到学者这样描述,心中烘烘然。我走出会场,在细雨骤寒的校园里,朝车站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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