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琬仪:不甘平庸

这个世代,人更需要文学的能量,守住不甘平庸的创造力。

本月香港“才女”作家林燕妮和资深作家刘以鬯先后逝世。虽然同是写作人,但很少人把才女作家和文坛大树放在一起谈。笔者在此也不是要讨论写作前辈的文学成就,或追溯逝者的传奇人生。点阅香港文化圈分别追念两位逝者的文章,四个字跃然纸上——时代感性。

先说“才女”一词。上个世纪香港人所说的“才女”,概念不同于欧洲旧时社会的“淑女”,或中国近代社会的“大家闺秀”,后两者的基本条件在于家世,但“才女”更像行销术语,用来概括才艺出众,例如能写文章,才情接受大众检验的职业妇女。这一词看似赞美,若对照古人说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称为“才女”似乎暗含讽刺。作家就是作家,附带“才女”多此一举。

然而,林燕妮被誉为香港盛世文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才女作家,有其自身与时代的条件。她留学美国,回港后先在电视台宣传部任主管,再和爱人黄霑合开广告公司。她出席社交活动总是打扮得明艳照人,十足明星架式。这样的学识、身份背景,再加上流畅感性的文笔,文章有其吸引力,或者俗称“卖点”。

香港盛世,华文报章方块文章百花齐放,代表着不同社会阶层的作者书写身边人事物,有人像穿上一件件衣服,有人像脱下别人身上一件件衣服。寻常百姓即使不是名流,也能窥探名流生活;即使办公休闲不在中环,也能从专栏作者笔下想象兰桂坊浅酌、文华酒店用餐的中产品味。一般读者透过林燕妮的散文、小说,感受香港盛世的华丽与哀愁——经济独立的现代女性敢爱敢恨,一切都好,只差真爱。

如果说才女作家满足了大众读者对昔日香港盛世的文化想象,那么上海出生、二战后南下香港、50年代旅居南洋的刘以鬯,其文学生命则启发了经历九七回归中国大陆的香港知识分子对风雨飘摇大时代的感受力。香港导演王家卫曾公开表示刘以鬯的小说是其电影创作的灵感。一些评论相信电影《花样年华》《2046》受到刘以鬯小说《酒徒》《对倒》的启发。

论及刘以鬯的文学魅力,他富有科学实验精神地在写作中运用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表现手法,对年轻创作人具吸引力。也有评论认为,其小说关注民生,一般读者会感到亲切。作家的一生,前半生也许是被时代推着走,后半生则是忠于自己,忠于梦想的实践。他近70岁还追求年少的杂志梦,创办文学杂志《香港文学》。晚年鼓励后辈创作,他引用了法国诗人波特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的话“只为少数人而写”,指出写作不求取悦大众的本质。90多岁领奖时发言,评论写作精神,他说:“写作,就是要与众不同。”

写到这里,惊觉刘以鬯用漫长生命实践的文学态度已经不是“时代感性”一词所能涵盖的。本世纪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人性面临被科技牵着走的威胁,人文发展很可能倒退到原始野蛮状态。在这个世代,人更需要文学的能量,守住不甘平庸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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