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雁冰:无足轻重

所有靠近生命真相的感受都是让人畏惧的,不是吗?你担心它所公开展示的深刻,你也担心它可能是如此的轻。担心一切都是如此的轻,担心那才是生命的唯一真相。

生命的稍纵即逝,建筑的稍纵即逝,记忆的稍纵即逝。

最近的工作都和这一切有关。

有些事情,坚持去做,原因是什么其实不是很清楚;有些事情似乎和自己有关,不去做就像是对不起谁了一样。

郭建超在新加坡美术馆担任馆长期间,我是美术馆的助理馆长及策展人。当时有幸和刘思伟一起策划“徐悲鸿在南洋”的展览。今年年初,从新西兰刚回国,郭建超打电话邀约,5月徐悲鸿女儿徐芳芳到访,希望我们一起在国家美术馆做一个座谈会。

当时因为才知道将回到报馆工作,不想答应太多工作以外的额外项目,所以谢绝了他的好意。

后来,徐芳芳参观江夏堂,先后接到郭建超和陈家毅来电,让我一定要记录这个过程。

5月2日那天早上,和他们一起走了一圈江夏堂。和徐悲鸿的女儿一起走在她的父亲曾经流连的南洋居所和画室,在这座建筑物生命的最后一个多月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缘分呢?

徐芳芳的演讲我因为感冒加上忙着准备另一场座谈会,左思右想还是不出席了。

会后,欧阳兴义郭建超陈家毅等人从餐馆给我发来照片,他们正在陈家毅建筑事务所附近的餐馆话当年。他们说,当年的“徐悲鸿在南洋”主要写作人、策划人都到了,唯独缺我。想一想,竟然是10年以前的事了!

当时的我们多么年轻呢……

一个多月以后的6月18日早晨,我一个人站在江夏堂的一角,看挖掘机一点一点地把那栋建筑物推倒。

我想如果他们也在现场,一定会比我还要心痛,尤其是为“悲鸿在星洲”做了大量研究工作的欧阳兴义老师。

最后立着的徐悲鸿画室部分被摧毁的时候,坍倒的建筑物发出了轰然巨响!是我的错觉吗?是历史无奈的吼声吗?是古人的抗议吗?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一个记忆一个记忆,就这样灰飞烟灭。

我已经不想以文字来怀念一栋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在岛国消失的遗憾。因为那样的话语已经出现太多回,已经没有了力量,也没有了意义。

在时代的巨轮和金钱资本的世界里,我们的选择只有一个,不是吗?所有的流连和留恋都是没有意义的,都仅仅是风花雪月而已,不是吗?

在这样的场景里,个人和个人的记忆显得更为渺小,无足轻重。

那天下午,我坐在艺术家庄心珍的面前。我事前不知道她正在接受化疗,访问她是因为得知她得了癌症,希望从她口中听听她对生命的诠释。进行化疗的人身体免疫力很弱,全身都是化疗留下的痛苦痕迹,无所不在。

我们心照不宣,她没有因病推迟访问,我一从国外回来就如期来到她家。

我们一起回顾了她生命的种种。有时候忍着眼泪,有时候低声啜泣,有时候哈哈大笑。

生命不就是这样吗?在最痛的时候,还是能够笑的。不是吗?

回到办公桌的那几天,要重新回顾那一个访问是一种很大的精神压力。所有靠近生命真相的感受都是让人畏惧的,不是吗?你担心它所公开展示的深刻,你也担心它可能是如此的轻。担心一切都是如此的轻,担心那才是生命的唯一真相。那才是记忆的唯一真相。那才是时间的唯一真相。

然后我还因为工作去到了不同陌生人的家里,听他们讲老年以后的故事,听他们讲照顾一个临终的亲人的故事,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努力而勇敢,每一个人却又都是那么无足轻重,像一只只小蚂蚁。

只是小蚂蚁的故事吗?我们都是小蚂蚁?

问庄心珍艺术为什么重要?离开她的家以后我还在不时想这个问题。

或许因为真相真的是如此之轻,所以艺术的呈现才需要如此的沉重。让你在难以承受的轻之中,给你一块安抚人心的沉甸甸的大棉毯,压在你的身上,这样你才不会飘过生命,而感觉毫无重量,更不知道自己曾经存在过。

由此想到离世超过一年的父亲。他离开以前的那几天,母亲说不要把棉被盖在即将离世的人身上,据说他们不喜欢。

或许到了生命的最后,人才意识到生命的轻,其实是最美妙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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