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云:巧遇卡拉汉

幸或不幸,从早年至今,卡拉汉的名字总和海明威捆绑在一起。但卡拉汉一开始就是个有追求的作家,在文坛的拳击赛中,他从来就非配角或陪衬,而是一个独自站立的强健对手。

知道有个加拿大作家叫莫利·卡拉汉,只因海明威住过的多伦多巴瑟斯特街公寓大门旁的铭牌上有他名字,说他是大文豪1923年在多伦多做记者期间结识的朋友。

那年代的多伦多,是年轻海明威携希望而来又怀诅咒离去的保守乏味之地。没人想到近百年后该城变得多元有活力,作家艺术家的地位也今非昔比。

这两个星期惊喜连连,似乎动辄就有一场“不期而遇”。原来《绿山墙的安妮》作者蒙哥马利离开爱德华王子岛后是在多伦多走完人生暮年,她写下最后三本书的故居古雅依旧;而1914年落成,汤普森等七人画派成员曾居住和创作的The Studio Building竟也安然无恙。最大的意外来自上周末,在城里用过午餐后随意溜达,沿着一道宽阔人行桥走向玫瑰谷南的私宅区,桥的尽头一转身,灌木丛中有个扁圆形深灰色铸铁牌子——这种由多伦多历史委员会所立的牌子已经眼熟,然而,牌子上的名字让人愣住了:Morley Callaghan,22 February 1903–25 August 1990

海明威的朋友,原来你在这里!

铭牌浓缩了生于多伦多的作家卡拉汉的一生。他写了18部长篇和100多则短篇小说,全部有关加拿大人,在世界各地受到赞誉。他在多伦多大学就读期间担任多伦多星报记者,1929年结婚后和妻子洛伦托旅居巴黎,与海明威重逢,也结识菲茨杰拉德和乔伊斯。30年代初他们回到多伦多,1951年搬入戴尔大道(Dale Ave),邻居经常见到并与他谈话,他也常与妻子和他们的狗从桥上走过,直到去世。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都在读卡拉汉。卡拉汉作品至今不见单独的中译本,但朋友还是帮我在旧期刊上找到他1963年出版的长篇回忆录《在巴黎的那个夏天》和几个短篇小说。

回忆录很好看。与海明威半纪实半虚构的《流动的盛宴》不同,卡拉汉透过时光滤镜重新找回他年轻的多伦多—纽约—巴黎岁月。精妙的场面细节,大作家间复杂幽隐的关系,艺术名都巴黎梦一般迷离气氛,午夜咖啡馆露台上各色人等……伴随作家诚挚的反省思考,让人掩卷难忘。书中记叙海明威和卡拉汉对垒、菲茨杰拉德充当“计时员”的那场拳击赛,像个戏剧化的短篇小说;名留20世纪文学史,日后引来多版本流言,纠结爱恨恩怨的这场拳击,亦似一个隐喻:在巴黎的那个下午把三人带到一起,又让他们终生分离。

卡拉汉的小说,以在加拿大英语文学中首次描写都市小人物及失败者形象而闻名。查资料时读到马国作家贺淑芳对卡拉汉小说艺术的一番领悟,那种感受,是我读卡拉汉《两个垂钓者》等短篇佳作时也模糊触及,却无法如此准确表达的:

“他那些结构精细、流畅又冷静得可怕的小说,其叙述声音穿过诸多价值、原则与观念嶙峋驳杂的边界,终于来到悖论浮现的灰色地带。故事的核心就变得既鲜明又沉默,几乎像一个触目的静物那样,伫立在小说风景里。但其实并没有这个‘物’(thing),而是文本表面的声音,为它空出位置,空出一个不再言说的形状,赋予那不明之物恍若可具的形貌质地。小说总是停顿在某个地方,在那事件开始变得荒谬之处,譬如说在实践信念(比方说正义)的过程中,信念就吊诡地失败了的转角;然而这种失败不仅属于群体,也发生在微小的个体身上,在无以言表的深处——才构成了小说。”

第一个称赞卡拉汉有小说天才的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则在不认识卡拉汉时就挟着刊有他小说的杂志,奔走推荐给名编辑麦克斯·珀金斯,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很快推出卡拉汉一部长篇和一本短篇集,令他一举成名。但在加拿大国内卡拉汉并未获得应有关注,直到1965年,美国最权威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在《啊!加拿大》一书中,称卡拉汉的作品堪与契诃夫、屠格涅夫相提并论,并说他“也许是目前英语国家里最不公正地遭受忽视的小说家”,他才作为加拿大国际知名作家前辈受到重视,被尊崇为加拿大小说的真正先驱。

时晴时雨的一周,从卡拉汉的故事中抬起头,春天透明的浅绿已变成夏季深浓绿意,一枚小圆牌浮现眼前,并非立在桥头的那枚——那日午后住宅区静谧无声,一排别墅末端,卡拉汉住过40年的粉褐色白窗框小楼前,贴着草坪插了个深蓝小牌子,上面仅有白色的“Morley Callaghan”和一行小字“1951至1990在此居住”,当时只觉心里一动,此刻忽然悟到它的别样意味。

幸或不幸,从早年至今,卡拉汉的名字总和海明威捆绑在一起。但卡拉汉一开始就是个有追求的作家,虽然名气终究不及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在文坛的拳击赛中,他从来就非配角或陪衬,而是一个独自站立的强健对手。

是的,卡拉汉,你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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