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本地，最初阶段不得不很拼命，得跟上“四小龙”龙头的步伐，完全告别以前在中国按部就班的模式。老板去日韩公司出差回来，总要告诫我们：“晚上八九点开完会从会议室出来走过办公室，发现没有一个员工下班，全体埋头苦干……”令人愈加诚惶诚恐。
我习惯了超时工作，遇到紧急案例就通宵达旦，在客户那里现场解难更是没日没夜。后来某天病了，低烧三个月不退，医生查不出病因，就从心理方面入手，问我是否害怕工作？我坚决否认。多年后回想，医生在理，头脑没意识到的事，身体作出了反应。（后据此写了篇小说《正常范围》，1996年10月23日至31日连载于联合早报副刊）
金融危机年代，公司上层紧锣密鼓推出“120%动议”：要求工程师等每周做到规定工时的120%以上，累积额外奉献，提高效益。每周合约工时44小时，动议就是至少53小时。超额部分，多多益善，公司不付报酬，属“自愿”奉献。（参考：国际劳工组织建议，实行每周48小时工作制或更少。）
人骨子里都需要高调鞭策──数百个员工纷纷响应号召，掀起玩命比拼的高潮，人事部统计数据显示，几个月内平均工时持续达到130%以上，最高个人记录170%。哇噻！总裁在管理会议上说，你们看，数据在说话。我暗地以为，那是人的弱点在说话。
实际上需要平衡宽容：上了年纪的员工，家庭负担和心理压力增加，体力却下降，脑力转动也趋缓慢，同年轻后生相比自愧不如，更难应付超长工时。我原来的老板相处多年，自己年纪也大了，尚能将心比心体谅同龄手下。旧老板升迁，临时来了个新的年轻老板，十足的工作狂，喜欢早上7点或午餐时段召集员工开会，更喜欢在办公大堂哇啦哇啦：昨天晚上我9点离开这里，没看见什么人，你们这样怎能超额超时完成任务啊？……几个有家小的爸爸妈妈被盯得脸红。最完美的榜样是总裁大人，每回训话娓娓道来：我每天晚饭都是10点后吃的。
我已是半根老油条，遇到这类“伟大而绝望”的场面，就对照一位女小说家的句子，心说：嗯，不过这现象很富有哲理。（我记得她的原句是：“我们不用理它，不过它很富有诗意。”）
近年新加坡政府大力提倡“亲家庭”，谨慎抵制一味延长工时的做法，更鼓励雇主善待乐龄员工；同时也帮助和督促企业转型，提高生产力，杜绝依赖大量劳动力包括外劳。这些非但是英明举措，也是前瞻性地试图解决一个人性化和社会学的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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