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思良:工作工时

来到本地,最初阶段不得不很拼命,得跟上“四小龙”龙头的步伐,完全告别以前在中国按部就班的模式。老板去日韩公司出差回来,总要告诫我们:“晚上八九点开完会从会议室出来走过办公室,发现没有一个员工下班,全体埋头苦干……”令人愈加诚惶诚恐。

我习惯了超时工作,遇到紧急案例就通宵达旦,在客户那里现场解难更是没日没夜。后来某天病了,低烧三个月不退,医生查不出病因,就从心理方面入手,问我是否害怕工作?我坚决否认。多年后回想,医生在理,头脑没意识到的事,身体作出了反应。(后据此写了篇小说《正常范围》,1996年10月23日至31日连载于联合早报副刊)

金融危机年代,公司上层紧锣密鼓推出“120%动议”:要求工程师等每周做到规定工时的120%以上,累积额外奉献,提高效益。每周合约工时44小时,动议就是至少53小时。超额部分,多多益善,公司不付报酬,属“自愿”奉献。(参考:国际劳工组织建议,实行每周48小时工作制或更少。)

人骨子里都需要高调鞭策──数百个员工纷纷响应号召,掀起玩命比拼的高潮,人事部统计数据显示,几个月内平均工时持续达到130%以上,最高个人记录170%。哇噻!总裁在管理会议上说,你们看,数据在说话。我暗地以为,那是人的弱点在说话。

实际上需要平衡宽容:上了年纪的员工,家庭负担和心理压力增加,体力却下降,脑力转动也趋缓慢,同年轻后生相比自愧不如,更难应付超长工时。我原来的老板相处多年,自己年纪也大了,尚能将心比心体谅同龄手下。旧老板升迁,临时来了个新的年轻老板,十足的工作狂,喜欢早上7点或午餐时段召集员工开会,更喜欢在办公大堂哇啦哇啦:昨天晚上我9点离开这里,没看见什么人,你们这样怎能超额超时完成任务啊?……几个有家小的爸爸妈妈被盯得脸红。最完美的榜样是总裁大人,每回训话娓娓道来:我每天晚饭都是10点后吃的。

我已是半根老油条,遇到这类“伟大而绝望”的场面,就对照一位女小说家的句子,心说:嗯,不过这现象很富有哲理。(我记得她的原句是:“我们不用理它,不过它很富有诗意。”)

近年新加坡政府大力提倡“亲家庭”,谨慎抵制一味延长工时的做法,更鼓励雇主善待乐龄员工;同时也帮助和督促企业转型,提高生产力,杜绝依赖大量劳动力包括外劳。这些非但是英明举措,也是前瞻性地试图解决一个人性化和社会学的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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