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上的谜团，或许就如人生迷途，看似复杂，可能其实很简单，只是能不能解谜开悟，就得靠功夫，看机缘了。
1989年纽约佳士得拍卖，出现一卷清宫旧藏巨卷，篇幅纵长达59×1240cm，题为《元人秋猎图》。
如此元朝巨制，空前罕见，备受瞩目，最后由台湾的寒舍集团代表王定乾以187万美元高价拍得，创中国古书画拍卖世界纪录。（1989年的187万美元确是惊人价格。）
此画最早见于乾隆晚年的《石渠宝笈续编》，列为御书房收藏；光绪二年《清宫陈设档》记录贮于延春阁。末代皇帝溥仪出宫前盗运大量书画珍玩出宫，据宫内记录，此卷于1923年初以“赏”给其弟溥杰名义，随23件手卷一起被带出紫禁城；辗转带往东北的满洲国皇宫。
1945年满洲国覆灭，此画流散民间，曾为原东北保安总司令郑洞国的夫人收藏，转归香港藏家金匮室主人陈仁涛所有，才在纽约拍卖会上出现。
犹记得当年画卷送回台北时，当地报章均以“国宝回家”为题大事报道，寒舍也举行“元人秋猎图特展”，热闹一时。
12米的长卷，绢本，大青绿设色，工笔重彩，描绘大批人马，在山林之间围猎、休憩、露营的情形。内容以人物活动为主线，场面宏大，人物多达700余人。全画大致可分为三大情节：
首段以行营大帐为中心，描绘准备出猎情景；中段以红服乘白马的帝王，及乘花马持弓猎鹿的蓝服少年二人为中心，为全卷重点；后段则表现各组人马大规模的围猎活动。
如此巨幅画卷，却没有作者名字，清宫《石渠宝笈续编》记录此画名为“元人秋猎图”，画卷外题签也一样，说明这是当时所定的画名。
因此，当年出现纽约时，人们都把它视为元画，宣传为“国宝”。
不料当它送回台北后，却有人发现一个大问题，即画里一座野外营地大凉棚旁边的连帐里，竟然有人在抽烟，而且还有两处！
一处为帐篷内休息的一对男女，妇女补衣，男子手持长烟管抽烟；另一处则有人正将烟管递予一老者，都是如今还在使用的土烟袋锅。
因中国本来没有烟草，明代万历年间才由美洲辗转传入中国，换言之，“元人”不可能出现抽烟的情景，只有在明朝或以后才有可能。
尤其是画中还出现明正统年间才有的18把长柄双眼火铳（元人只有单眼短火铳），还有更晚在明嘉靖年间才有的三杆鸟铳（火枪）！
故它不是元画，应该是明朝画作。
虽然如此，但基于明灭元的历史怨仇，明人没理由会如此大费周章去画这一幅表现元朝帝王打猎的“伟大”场面，而且画中大多数人物也都不像蒙古人。
其实，只要打开画卷，就能感受强烈的清代宫廷画形象与气息，大量“证据”，比比皆是。
如图中人物，几乎全都戴着“红缨帽”，这是清代独有的官制冠帽，元明两朝甚至历代都没有（元朝君臣侍卫冠帽多为白顶红里），图中所有马鞯都按乾隆骑马戎装图样式出现；仪仗兵器、围猎旂帜及旂桿顶，驻兵令箭，都符合《清会典》制式；还有腰刀、弓囊箭袋、双钩镰枪（明代只有单钩） 等都是清代制式。
如此大规模围猎的场面，亦合乎清代的“木兰秋狝”大典，这是自康熙至嘉庆时期的常年大规模皇家秋季狩猎活动，皇帝与王族及蒙古王公藩属都会参加，一起“秋猎”。
最特别的还是画面上出现了清朝独有的蓝马褂和黄马褂！
画面中段的焦点人物之一，是一位身穿团花（蟒）蓝马褂、骑花马、正射箭逐鹿的青少年。清朝礼制规定，亲王郡王服饰用蓝色，这位少年的蓝色四团龙服饰，正是清代的亲王服饰。
画中还有一群身穿黄马褂的骑马侍卫。清官规定有三类人可着此服，一为随皇帝出行时的御前大臣与御前侍卫（但离开行列就不可穿）；二为皇帝狩猎时所赏赐，称为“行围褂子”（只有随皇帝狩猎时才可穿）；三为因特殊功勋而得到奖赏的“赐穿黄马褂”，获得者可在任何隆重的场合穿着。
画上的黄马褂侍卫，就完全合乎上述第二类“行围褂子”的规定。
这些“证据”，证明这是一卷清代画作。
此画上钤有乾隆、嘉庆、宣统三帝共12方印玺，却没有更早的收藏印鉴，说明此画应在乾隆晚年才出现在宫里，亦和画中时代景物相符。
根据画面的繁复程度，及画卷采用的宫绢材料等，此画必然出自清内府的画师，依内容可能是要描绘乾隆和少年嘉庆父子行猎情景，至于为何会称为“元人”，则尚待研究。
或因如此， 2007年寒舍在北京保利拍卖此画，结果流拍；2016年再送保利上海才以人民币6325万拍出。
画上的谜团，或许就如人生迷途，看似复杂，可能其实很简单，只是能不能解谜开悟，就得靠功夫，看机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