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思良:尽孝道

我父亲1984年去世。我90年代初离开上海来新加坡时,母亲70多岁了。她有两个儿子,我哥哥远在大西北宁夏工作,我在她身边,她当然舍不得我离开,不过她理解我――其实我们母子间并没有多谈论此事,片言只语而已。她民国年代受过新式教育,个性是个明白人。生活中的沉重选择莫过于此。略微欣慰的是,我离开后没多久,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哥哥嫂嫂调回了上海,和母亲住在一起照顾她。“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也是小百姓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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