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思良：尽孝道

我父亲1984年去世。我90年代初离开上海来新加坡时，母亲70多岁了。她有两个儿子，我哥哥远在大西北宁夏工作，我在她身边，她当然舍不得我离开，不过她理解我――其实我们母子间并没有多谈论此事，片言只语而已。她民国年代受过新式教育，个性是个明白人。生活中的沉重选择莫过于此。略微欣慰的是，我离开后没多久，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哥哥嫂嫂调回了上海，和母亲住在一起照顾她。“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也是小百姓的生命。

我移居后，每年至多回去几次看望母亲，无异于“杯水车薪”。有句对联非常反映我们这类游子的境况：“一年将近时，万里未归人。”

关于怎样“尽孝道”，在此地和别人多有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