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姑苏城外寒山寺”，芥川又不屑地说，“俗不可耐，什么月落乌啼，何从谈起”；而我却想起，是日本人将寒山寺的古钟劫掠到日本……
出差到距离南京60公里的县城句容，路经南京，特地到了慕名已久的先锋书店去。先锋的确名不虚传，停车场改建成的书店，大得望不到尽头，店内四壁，密密麻麻排列的书，古今中外，应有尽有，真要泡在书堆里，一天时间兴许都不够。
行色匆匆之间，在陈列台上看到了白色封面上大大的四个字：“中国游记”，那是传说中芥川龙之介的一本书。也听说了，由于芥川以尖酸刻薄，几近轻蔑的语言描绘他在中国所看所想，教许多中国读者读了极为反感，其中包括巴金，曾经写文章反唇相讥。
有人也许不熟悉芥川龙之介，但大多听过“罗生门”。“罗生门”这三个字正是出自芥川的小说名篇。许多年前读芥川龙之介的作品，留下了一些文字上的记忆，尤其他的短篇小说《竹林中》，由黑泽明结合另一短篇小说《罗生门》搬上银幕，电影虽取名《罗生门》，但大部分故事情节其实来自《竹林中》：一桩竹林中的谋杀案，几个嫌疑犯各执一词，因为黑泽明电影的关系，“罗生门”三个字后来有了特别的含义，意指同一事件中几个当事人相互矛盾的说法，导致真相扑朔迷离。“罗生门”一辞遂成为真相扑朔迷离之代名词。
1921年，大阪每日新闻社委派年仅29岁却已成名于世的芥川龙之介，让他以观察员的身份到中国旅游、采访、写游记，希望借芥川的眼睛看中国。那年3月，芥川从日本坐轮船到了中国，在120天内访问了华东、华中和华北等地区，一直到7月离开天津，经沈阳、朝鲜坐船回日本。滞留中国期间，芥川也拜访了几位当时中国政治和文化名人，如章太炎、辜鸿铭等人。
带着好奇买下这本90年前一个日本作家行走中国后留下的文字。从南京飞回新加坡的航班上，翻着《中国游记》，一开始就感到错愕，感觉到作者在字里行间的来意不善。芥川一踏上中国土地，劈头就形容码头上的黄包车夫“长得奇模怪样”。之后去了茶楼湖心亭，他讥讽了有人“悠悠地往池水里小便”，读到这里，我真觉得好笑，日本人喜欢随地小便是举世皆知的，怎么还敢讥笑别人？
来到杭州，芥川花了很多篇幅写西湖十景，可在傲慢的芥川眼里，西湖“与其称之为湖，毋宁更近于巨大的水田”；就不知，芥川到了雷峰塔，可曾想起，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日本海盗曾侵入杭州，还放火烧雷峰塔，烧毁了这历史名塔的木构檐廊，仅剩砖体塔身，此后只剩塔芯的雷峰塔又峙立了400余年。一直到1924年塔芯轰然倒塌，也一直到了2003年，雷峰塔才又获得重建。
来到“姑苏城外寒山寺”，芥川又不屑地说：“俗不可耐，什么月落乌啼，何从谈起”；而我却想起，是日本人将寒山寺的古钟劫掠到日本，二次大战后，中国人向日本人追讨古钟，日本人却又编了故事，说古钟落到一家寺庙里，寺中僧人不识宝，将钟熔化用以铸造自己寺庙的大钟。康有为曾于1920年游寒山寺时题诗曰：“钟声已渡海云东，冷尽寒山古寺风；勿使丰干又饶舌，化人再到不空空。”康有为还特地在款识上写道：“……唐人钟为日人取去。”
来到古城扬州，芥川说道，扬州城的特点“首先在于其破败不堪”，芥川在扬州，更想“瞥一眼”的是“扬州美人”，奇怪的是，他对扬州大明寺一点都不好奇。谁都知道，大明寺高僧鉴真法师曾带着大量书籍文物，六次前往东瀛。鉴真本身在医学、绘画、雕塑、建筑等方面都造诣很深，他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不仅是佛教与文化，他除了在奈良亲手兴建唐招提寺，还带去了先进的医药学术，日本人不就称鉴真为“传戒律之始祖”和“日本汉方医药之祖”吗？
在许多介绍芥川龙之介的文字中，总爱突出他从小热爱中国文化，年少时就读了《西游记》《水浒传》《聊斋志异》等古典名著和唐诗宋词，叫我深感纳闷的是，当芥川在苏州看到两名男子拿着双刀与单枪在街头比武，他由此让自己进入《水浒传》的世界，议论起《水浒传》的好汉精神，竟而极为肤浅无知地把“梁山好汉”的精神特质理解为杀人放火之徒，是“泼皮无赖的结社”。
读《中国游记》，读到芥川龙之介语不惊人死不休中，处处流露着的鄙夷与傲慢。而我，在遇到气流而颠簸飞行的航班中，想起过去读过的《竹林中》与《罗生门》，写小说的芥川龙之介与写游记的芥川龙之介，原来有这么大的不同？这由不得要想起，受命于报社，大大咧咧到中国写“游记”的芥川龙之介，他对于中国可有什么“预设”的立场或“特别”的任务？早于1927年自杀身亡的芥川龙之介，是再也无法回应读者的疑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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