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曦娜:芥川龙之介的中国行

来到“姑苏城外寒山寺”,芥川又不屑地说,“俗不可耐,什么月落乌啼,何从谈起”;而我却想起,是日本人将寒山寺的古钟劫掠到日本……

出差到距离南京60公里的县城句容,路经南京,特地到了慕名已久的先锋书店去。先锋的确名不虚传,停车场改建成的书店,大得望不到尽头,店内四壁,密密麻麻排列的书,古今中外,应有尽有,真要泡在书堆里,一天时间兴许都不够。

行色匆匆之间,在陈列台上看到了白色封面上大大的四个字:“中国游记”,那是传说中芥川龙之介的一本书。也听说了,由于芥川以尖酸刻薄,几近轻蔑的语言描绘他在中国所看所想,教许多中国读者读了极为反感,其中包括巴金,曾经写文章反唇相讥。

有人也许不熟悉芥川龙之介,但大多听过“罗生门”。“罗生门”这三个字正是出自芥川的小说名篇。许多年前读芥川龙之介的作品,留下了一些文字上的记忆,尤其他的短篇小说《竹林中》,由黑泽明结合另一短篇小说《罗生门》搬上银幕,电影虽取名《罗生门》,但大部分故事情节其实来自《竹林中》:一桩竹林中的谋杀案,几个嫌疑犯各执一词,因为黑泽明电影的关系,“罗生门”三个字后来有了特别的含义,意指同一事件中几个当事人相互矛盾的说法,导致真相扑朔迷离。“罗生门”一辞遂成为真相扑朔迷离之代名词。

1921年,大阪每日新闻社委派年仅29岁却已成名于世的芥川龙之介,让他以观察员的身份到中国旅游、采访、写游记,希望借芥川的眼睛看中国。那年3月,芥川从日本坐轮船到了中国,在120天内访问了华东、华中和华北等地区,一直到7月离开天津,经沈阳、朝鲜坐船回日本。滞留中国期间,芥川也拜访了几位当时中国政治和文化名人,如章太炎、辜鸿铭等人。

带着好奇买下这本90年前一个日本作家行走中国后留下的文字。从南京飞回新加坡的航班上,翻着《中国游记》,一开始就感到错愕,感觉到作者在字里行间的来意不善。芥川一踏上中国土地,劈头就形容码头上的黄包车夫“长得奇模怪样”。之后去了茶楼湖心亭,他讥讽了有人“悠悠地往池水里小便”,读到这里,我真觉得好笑,日本人喜欢随地小便是举世皆知的,怎么还敢讥笑别人?

来到杭州,芥川花了很多篇幅写西湖十景,可在傲慢的芥川眼里,西湖“与其称之为湖,毋宁更近于巨大的水田”;就不知,芥川到了雷峰塔,可曾想起,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日本海盗曾侵入杭州,还放火烧雷峰塔,烧毁了这历史名塔的木构檐廊,仅剩砖体塔身,此后只剩塔芯的雷峰塔又峙立了400余年。一直到1924年塔芯轰然倒塌,也一直到了2003年,雷峰塔才又获得重建。

来到“姑苏城外寒山寺”,芥川又不屑地说:“俗不可耐,什么月落乌啼,何从谈起”;而我却想起,是日本人将寒山寺的古钟劫掠到日本,二次大战后,中国人向日本人追讨古钟,日本人却又编了故事,说古钟落到一家寺庙里,寺中僧人不识宝,将钟熔化用以铸造自己寺庙的大钟。康有为曾于1920年游寒山寺时题诗曰:“钟声已渡海云东,冷尽寒山古寺风;勿使丰干又饶舌,化人再到不空空。”康有为还特地在款识上写道:“……唐人钟为日人取去。”

来到古城扬州,芥川说道,扬州城的特点“首先在于其破败不堪”,芥川在扬州,更想“瞥一眼”的是“扬州美人”,奇怪的是,他对扬州大明寺一点都不好奇。谁都知道,大明寺高僧鉴真法师曾带着大量书籍文物,六次前往东瀛。鉴真本身在医学、绘画、雕塑、建筑等方面都造诣很深,他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不仅是佛教与文化,他除了在奈良亲手兴建唐招提寺,还带去了先进的医药学术,日本人不就称鉴真为“传戒律之始祖”和“日本汉方医药之祖”吗?

在许多介绍芥川龙之介的文字中,总爱突出他从小热爱中国文化,年少时就读了《西游记》《水浒传》《聊斋志异》等古典名著和唐诗宋词,叫我深感纳闷的是,当芥川在苏州看到两名男子拿着双刀与单枪在街头比武,他由此让自己进入《水浒传》的世界,议论起《水浒传》的好汉精神,竟而极为肤浅无知地把“梁山好汉”的精神特质理解为杀人放火之徒,是“泼皮无赖的结社”。

读《中国游记》,读到芥川龙之介语不惊人死不休中,处处流露着的鄙夷与傲慢。而我,在遇到气流而颠簸飞行的航班中,想起过去读过的《竹林中》与《罗生门》,写小说的芥川龙之介与写游记的芥川龙之介,原来有这么大的不同?这由不得要想起,受命于报社,大大咧咧到中国写“游记”的芥川龙之介,他对于中国可有什么“预设”的立场或“特别”的任务?早于1927年自杀身亡的芥川龙之介,是再也无法回应读者的疑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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