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的三种尴尬，是时代、历史、社会等价值观变化的结果。
1990年我第一次到访杭州的岳王庙，被岳飞墓前跪着的四个铁铸人像吓了一跳！
恶臭肮脏，远远就能闻到尿骚味。游客不但向他们吐痰、吐口水，还让小孩子在那边上小便。秦桧和他的妻子王氏、张俊、万俟卨，这四个被论定陷害忠良的千古罪人赤裸上身，双手背缚，长跪向岳飞忏悔。从明代以来被反复重铸了十二三次，参观岳王庙的人用行动唾弃他们，用污秽表达对他们的不耻。
后来再访岳王庙，四个铁铸人像干净多了。原来墙上有告示：“文明游览。请勿吐痰”。少了集体发泄怨气的举措，游客的确“文明”，也少了愤怒和激情。即使依然热闹喧哗，静态的目视让停留在此地的时间缩短，只顾着“到此一游”的摄影。
假使“羞辱”能够仪式化，能够成为加强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象征，岳王坟前的围攻仪式巩固了岳飞的冤屈和后人为他平反的义行。当仪式被削弱或制止，如果没有替代方案，没有符合“文明”的条件设置，继而兴起的理智观念，便提醒人们重新思考该不该藉由污染景区环境，来张扬自己的道德情绪。
这是岳飞的第一种尴尬。“参拜”“缅怀”变成“游览”“观赏”。是要靠世俗的脏污来维护神圣的清白吗？
岳飞的第二种尴尬，是争论不休的《满江红·写怀》词真伪问题。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这阕词在宋元时期默默无闻，到了明代却大放异彩。先是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汤阴典教袁纯编《精忠录》时，收录了《满江红》。在袁纯之前，吴讷（1372-1457）编《褒忠录》已经记载了岳飞事迹。其后明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前后，浙江提学副使赵宽将《满江红》书写刻石，立于杭州的岳王庙，逐渐广为人知。
明清时代的许多词选本都收录了岳飞的《满江红》，一些词人依调附和，推动了这阕词的影响力。即使是满清朝廷，也盛赞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到了20世纪，语文教科书和歌曲编唱，使得这阕词成为所有学生都能琅琅上口的作品。
有学者统计，宋词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所谓“宋词百大”，或是排行榜前几名的作品，领先的是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其次就是岳飞的《满江红》。
由于作品出现晚于岳飞在世300余年，余嘉锡在1958年出版的《四库提要辩证》中便质疑，认为是明代人假托岳飞而写，得到夏承焘的支持。将近60年，认可和存疑的学者们仍然各执己见。
既然可能是伪作，我们还要学吗？何况，那“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词句，是不是会“伤害兄弟民族的感情”？据闻，从1996年起，大陆的中学课本删除了《满江红》，排名“宋词百大”亚军的地位会不会动摇呢？这是岳飞的第三种尴尬。
21世纪初，新加坡也掀起讨论岳飞的热情，一方面是辩论作品真伪；另一方面也牵涉“爱国”还是“愚忠”的问题。就像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认为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关键在于我们怎么理解诠释。时（事）过境迁，对于同一史事或作品的意涵便有不同的看法。
岳飞的三种尴尬，是时代、历史、社会等价值观变化的结果。不必向秦桧那些塑像吐口水，不如再瞻望一次岳飞的英姿，想一想是否还有不变的信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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