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善若水
有供给需求和经济价值，就有被学习、仿照、抄袭、假冒的可能。
“烂董”，也写成“滥董”，意思是明代书画家董其昌（1555－1636）的赝品泛滥。他在54岁作的《嘉树垂阴图》题跋上，指出坊间已经有他的赝品流传的情形，不过，他并没有积极“打假”。
董其昌非但不积极“打假”，近30年任赝品在市场以假乱真，甚至于，他自己就是提供者和制造者之一。
研究明清书法和绘画，董其昌是一座绕不开的大山。举凡书法名家的系谱脉络建立，用禅家“南北宗”的观念和语汇认识绘画风格，前人书画的真伪判定和命名，许多问题都仿佛“董其昌说了算”，即使他是不是这些说法的原创者还存有疑虑，总之，你很难不受他的影响。
这种超级大咖，作为特别展览的男主角绝对绰绰有余。2005年在澳门艺术博物馆有“南宗北斗——董其昌诞生四百五十周年书画特展”。2016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办“妙合神离——董其昌书画特展”。今年，上海博物馆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又是一件盛事。
“丹青宝筏”的展品包括传世所见董其昌最早的画作《山居图》（35岁）到82岁绝笔的《细琐宋法山水图》卷，可以欣赏他一生致力融古开今的斐然成果。比较特别的是，策展人凌利中先生把“烂董”的现象挂在橱柜里，并置两幅构图相同的《林和靖诗意图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和《疏树遥岑图轴》（上海博物馆藏）；两幅画题和内容一样的《佘山游境图轴》；用严谨专业的学术研究方法，解析如何把上海博物馆藏的董其昌《各体古诗十九首卷》和日本藏本对照考证，得知真正的作者是宋珏，等于是帮董其昌“打假”了。 这让我联想到董其昌在《容台集》说的：余书画浪得时名，润故人之枯肠者不少，又得吴子赝笔，借余姓名行于四方。余所至，士大夫辄以所收示余，余心知其伪而不辨，此以待后世子云。
启功考查出十多位替董其昌代笔的人，这条资料里说的“吴子”，启功认为是吴易。吴易借董其昌的名声作假，收藏假书画的人拿给董其昌看，明明知道是“山寨”，还不揭穿，凌利中就是董其昌期待辨明真相的“后世子”吧。
不只董其昌，在他之前的沈周和文征明都纵容自己的假作充斥。《明史》说文征明“文笔遍天下，门下士赝作者颇多，征明亦不禁。”他们有时让门生友人代笔；有时为赝品题跋；有时还会买回赝品，助长了赝品的生产和流通。
用现代的观点来看，董其昌是把自己当成品牌来经营。他三度进出官场，曾经担任过皇子的讲官，后来官拜南京礼部尚书，地位显赫。官大学问大，慕名求字画的人多，形成品牌效应。有供给需求和经济价值，就有被学习、仿照、抄袭、假冒的可能。董其昌让真假作品共存，保持多处货源和数量，使得品牌销售人和消费者各取所好，皆大欢喜。
值得考虑的是，当品牌站稳了市场，如何妥善管理，让众所周知的“造假”行为不打击品牌声誉？如何对自己的职业道德自圆其说？时代和地域不能允许董其昌像文征明，对赝品只表现无奈或宽宥的态度，编一个同情作假、不挡人财路的理由。加上他教子无方，闹出强占民女的纠纷，《黑白传》《民抄董宦事实》等书，落人“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的口实。
骗又骗，假又假，“烂董”也是文学的话题。笔记小说描写，有个商人担心买到假作，托人求见董其昌，亲自看他创作，兴高采烈带回家悬挂。第二年，再到松江，经过府署，发现乘轿的官员和去年的“董其昌”大为不同，才大叫委屈。真董其昌知道了，怜悯商人的诚恳，替他挥毫了一幅。商人拜谢，带真迹回家，没想到，人们竟然认为假董其昌的字比较好哩！
站在《佘山游境图轴》前，听见旁边的观众讨论。甲说：“我看那幅好。”乙说：“专家说那幅是假的。”甲又贴近了玻璃一些，侧偏着头说：“我看挺好的呀！假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