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碑寂寂，花字默默，字里行间，尽是一片安静的文字，却是一个无量无边的世界。
那年从五台山南下太原，访晋祠，园里的鱼沼飞梁、宋代彩塑、盘柱木龙等文化精华，细细品味，步步醉心，还有大量碑文名迹，处处都是一部部研究不尽的大书，有文有史，令人目不暇给，流连不去。
行至南侧奉圣禅寺，漫步碑廊，见有许多树立于石座上的方柱形古碑，成行成列，格式颇为整齐，显然属于同一群组，走近细观，惊喜交集，原来竟是自己过去从不知道其存在的上百件唐代《大方广佛花严石经》（简称《花严石经》）大型石刻群！
第一块石碑有残缺断裂，但经石顶部题记清楚可见有“大周新译大方广佛花严经”及“两条成卷”等字样；另一石碑则有“大周花严经”及“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制《花严经》序”（碑上文字多已剥落不见，全名出自专家考证）。
大周是唐代女皇帝武则天建立的短暂王朝，“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就是武则天的帝号，说明这部经典和眼前庞大的石经群，就是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帝命人翻译及刻制，并亲自为石经写序！
石经上的题记“大周新译”及“两条成卷”的刻文，说明此经文的翻译时间为大周，刻经规格是每两方石碑镌刻一卷经文。
这部武则天时代的《花严经》，就是释迦摩尼成佛后宣讲的第一部经典，被佛家誉为“万经之宗”、“诸经之王”，今天佛教界熟悉的“经王”《华严经》（二者仅个别文字稍有差异）。
花字的本源，就是华字，古代二字也可以互相通用，为何这些唐代石碑经文会用“花”而不用“华”？
回顾这二字的渊源演变，可知早期汉字只有“华”，到隋唐以前的魏晋南北朝才出现“花”字，晋朝张华《博物志》中开始出现花、华二字混用的情形，随后此二字的意义才区分得更清楚，花代表具体的鲜花（植物），华则指如花一般美丽的风貌（现象）。
所以在距离南北朝不远的武则天时代，“花”字还算是个“年轻”的新字。
据学者研究，依该部经典的本意，此字的梵文原意应该是指“花”，故译为“花严经”在字面意义上实较贴切，后世会逐渐以“华”字取代“花”而成为《华严经》，乃因“华”字既有花的原意，又有尊贵的意思，可以表达这部“经王”庄严尊贵，情（崇敬）义（义理）兼具，更为世人所接受。
武则天所刻的这部大型石经，所有碑上全部经文则只见“花”（共多达1000余次）而完全未见一个“华”字。由于华字的出现早于花字，唐人必然很清楚二字意义的不同，说明石经是有意采用花而不用华字，显示翻译时是为了更符合梵文的准确意函，此译本也就特别有意义。
据记录，早期传入中国的 《花严经》前后共有三种译本，第一种是东晋时期译的六十卷本（又称《六十花严》）；第二种就是武则天主持翻译的八十卷本（也称《八十花严》）；第三种译是唐贞元年间翻译的《四十花严》。
三种译本，以武则天的八十卷本流传最广，后世普遍流行的也是八十卷《华严经》，所以山西晋祠所藏的这上百块“花严石经”，可说就是八十卷《花严经》（华严经）的石刻祖本，自然弥足珍贵。
碑文刻记梵本经文是武则天遣使赴西域古代佛国于阗（疆域大致包括今天新疆和田地区）请回长安，并刻有当时参与译经工程的许多中外高僧官员，包括曾由海路经东南亚到印度取经的高僧义净法师，还有写下“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成语“近乡情怯”来源）名句的盛唐诗人宋之问。
据记载，武则天是在圣历二年（699年）于洛阳完成这部大经的翻译，第二年就在晋祠旁的晋阳（即今太原）开始刻石经工程，这年她76岁，六年后去世。迭经王朝更替，这组石经群也就渐渐走出人们的记忆。
直到元朝官方的《大元一统志》才记录“唐人所书《花严石经》”仍在晋阳，藏于城西一公里外的风峪沟洞内；清代学者朱彝尊也曾入洞考察。
1940年秋，入侵山西的日军将许多石经碑块盗挖出洞外，准备劫运往日本，恰逢此时八路军在山西发动全面破坏日军交通线的“百团大战”，沉重的石经碑石无法运走，这些保留下来的珍贵石经，遂全部被转送到附近的晋词保存迄今。
据碑文记载，每二石碑刻一卷经文，依此计算，80卷经应有160块经石，时过千年，如今晋祠碑廊仍存有约135通，实属难得。
在石碑群间川行，细心在文字间寻觅“花”踪，果然是处处花开，宛如步入一片沉寂千年的百花林中。石碑寂寂，花字默默，字里行间，尽是一片安静的文字，却是一个无量无边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