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逸梵出走该从1924还是1947算起？无论如何，出走的中国娜拉，上海娜拉，在最后一次离家72年后，通过金宇澄主持的平台，回家了。
上周六下午的星衢文学讲座，中国名作家金宇澄的叙事魅力再次展现，让听众直呼精彩。有点可惜的是，因时间关系，他准备的好多个故事没来得及讲，据我所知，其中就包括原本压轴的一个：“上海文学，黄逸梵”。
一切像是冥冥中的安排，今年是五四运动百年纪念，被视为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的“中国娜拉”之一——张爱玲母亲黄逸梵的晚年故事，恰在此时以“特稿”名义登上金宇澄主编的《上海文学》4月号，而两篇共4万字长文的作者，都是新加坡公民。
1879年，挪威剧作家亨利·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也译《娜拉》）在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剧院首演，觉醒的娜拉离家出走，摔门声震动了整个欧洲，让萧伯纳感叹：“比滑铁卢或色当的炮声更有力量。”这摔门声后来也惊醒了探索中国命运和出路的五四知识分子，娜拉成为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的符号之一。茅盾先生有话：“如果我们说：‘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不外是‘娜拉主义’，也不算是怎样夸张的。”
当大家都为娜拉的出走欢呼，鲁迅却于1923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中，冷静地提出一个问题：“娜拉走后怎样？”他的回答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妇女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必须拥有经济权，“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不知道喜欢在马桶上读老舍《二马》的黄逸梵读不读鲁迅，是否见过这篇演讲词？带着一颗渴望自由的心，和当时经济还富裕的底气，1924年，黄逸梵抛下孩子和不争气的遗少丈夫，踩着一双小脚出走欧洲。后来她归国打离婚官司，又几度离家，去欧洲，下南洋，1947年又到新加坡，1948年底离开吉隆坡赴伦敦直至九年后病死异乡，再也没有回到上海。
不知巧合或是有意，4月号《上海文学》的封面恰是张爱玲母女皆爱的蓝色。通常刊登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的纯文学杂志，以《急景凋年烟花冷——张爱玲母亲黄逸梵晚景钩沉》为题，用了32个版面推出两篇黄逸梵主题的非虚构文字。
我和联合早报记者林方伟等不久前在槟城找到黄逸梵忘年闺蜜邢广生，由她提供、方伟整理的黄邢之间五封信件，首次在张学研究者的“众目睽睽”之下全文披露。从来都以第三人称出现的“她”，瞬间变为第一人称：黄逸梵走出历来的张爱玲私语，突然自己开口说话，是一种陌生温暖的复调，也是话语换位的有趣反拨。从“奋发昂扬”到“急景凋年烟花冷”，在她1957年琐碎絮叨的最后话语里，埋藏大量珍贵信息，甚至与闺蜜谈论已在美国再婚的女儿张爱玲……机缘巧合下成为黄逸梵书信第一位解读者，方伟的《黄逸梵私语：五封信里的生命晚景》，彰显了远超一般“张迷”的功力。
《娜拉的第三种结局——黄逸梵在伦敦最后的日子》，则是一则短讯牵出的意外收获。该文作者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教本地义安理工学院中文系的石曙萍。原本我只是请旅居伦敦的她帮忙拍摄与黄逸梵有关的几个地点，不料由此引发一场至今仍在继续的追踪。曙萍化身“文学福尔摩斯”，引领大家回到黄逸梵晚年最后的生活现场：她走过的街道，住过的房子，交过的朋友，投过信的邮筒……在英国档案馆里躺了超过半世纪无人问津的入籍证书、死亡证书、去世前十天所立遗嘱，也被她一一发掘研究。探险之旅迷雾重重，惊奇与困惑交织，却也因此引人入胜。梳理了许多个“为什么”之后，曙萍将黄逸梵的独立谋生、流浪至死，总结为“娜拉出走”的第三条道路——鲁迅预言“回家或堕落”之外的第三种结局，慧眼独具。
关于黄逸梵，金宇澄没在演讲台上说的，我们后来在饭桌上听到了（这里无法细述）。他说张爱玲妈妈其实比女儿走得更远，她的超凡个性和闯天下的能力，那时代与今天的各种反差，都让人好奇。尤感兴趣的是一个（石曙萍挖掘而来的）谜团：为什么晚年孤独凄凉，周薪才7英镑的女工，患癌住院后能被一位富太接回豪宅照顾？里头究竟有何因缘？这也是我们的疑问：她有什么特殊魅力让人愿意帮助她，是与家世对比强烈的倔强自立，永远的梦想家气质？
黄逸梵出走该从1924还是1947算起？无论如何，出走的中国娜拉，上海娜拉，在最后一次离家72年后，通过金宇澄主持的平台，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