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在北京,文艺青年都想和戴锦华过,到上海,和孙甘露过。
文艺青年看到戴老师,那叫一个热烈。刚刚结束的北大文化研究会议上,天南地北的学者,怀着极大的求生欲,在发言前,用了同一个句式:我不管,我一定要表达对戴老师的爱慕。如此,尽管有人说的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人说催眠术,有的谈烟囱,有的谈人设,但是,用雷蒙卡佛的句式,当我们谈论文化研究时,我们在谈论戴锦华。雨后的天光打在戴老师脸上,她吐一口烟圈,掸平被争先恐后拥抱过的衣服皱褶,说,上去,最后一场。
孙甘露经常在最后一场出现。他迈着从爱马仕T台下来的步伐进入会场,没有人试图拥抱他,因为他在本质上是不及物的。文艺青年发言的时候,不看他,但用的都是信使之函的句式,忆秦娥的语气,“我知道有几首歌可以一唱再唱∕有几处秋天的树林不能一再经过”,他们被孙甘露的“可以”和“不能”弄得筋疲力竭,下台的时候,又被自己匆忙习得的先锋式冷漠弄得热泪盈眶,一个踉跄,几乎可以把余生终结在孙甘露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