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在他写的《边缘人偶记》中，戏称他作为华人，文科出身的历史学者，在西方学术界打拼，是费力不讨好的“边缘人”。
还别说，回顾同学朋友圈中的下一代子女，中国的新加坡的海外的都一样，凡是头脑灵敏学业出色的，全部投身医学金融或高科技专业，没有主修人文学科的，甚至专志物理数学这样的纯理科的都几乎没有，总之，大好年华埋头搞学问才傻。
有文章进一步论说，华人，无论是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人还是旅居美国等地的华侨，都非常实际，讲求生活享受与安乐。他们平时聚在一起，谈话内容不外乎是房子汽车，有很强的攀比和从众心理，要不就是互相交流子女的留学故事，长春藤还是排名第几的，毕业后在欧美或大中华地区银行或投资机构担任高职，年薪多少万。
新加坡华人的价值取向大致相同，而我所熟悉的本地高学历移民，“生命过程”也极其类似：一开始追求名牌服装，后来是高级手表，再是名车好房……比较“返璞归真”的，最近有一位跟我说，已经在中国老家的县城弄了地皮造了几幢楼房。
问题出在价值追求单一化、同质化，不像西方人的向往那么多元。
这还牵涉到人生观。
有天朋友的微信圈里发了一条消息，某人刚过中年，不幸生病死了，大家唏嘘一番，然后互相安慰勉励道，要珍惜生命──无非是注意饮食起居，保持身体健康，然后娱乐快乐，长寿长青……如此老生常谈的“珍惜生命”是否文不对题？
正如电影《永恒之门》（At Eternity's Gate）所表现的，梵高毫不“珍惜生命”，他整日价愁苦焦虑，还割了自己的耳朵，虽然最新考证他可能不是自杀，可是他的被杀仍有很强的“自杀”动机。作为艺术家，他穷其短促的一生始终在孜孜追索并竭力反映的，是“隐藏在我们所看见的后面那个所看不见的世界”，生命在那样的意义上才充满价值。
哲学家安·兰德（Ayn Rand）在小说《源泉》（Fountainhead）里有段话发人深省：人们都渴望永生，但是他们正和生活过的每一天一起死亡。在逝去的任何时间里，他们毁掉了自己的某一部分。他们改变，他们否认，他们矛盾——他们称之为成长。最终，没有任何东西被遗留下来，好像没有任何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总有一系列的附庸在不成模式的芸芸众生中隐隐约约地生活着。他们连片刻的时间都不能保存，又怎么能期望得到永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