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场相见，相看无言，笔墨无声，或许也真如贺氏早已写下的“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了。
盛唐诗人贺知章，以晚年所写《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一诗，为世人所知，但所作诗文多已散佚，时隔千年，却有他写的一件草书孤本，尚存人间，流落日本。
贺知章以写章草著称，与他的姻亲好友“草圣”张旭的狂草，在当时并称“贺张”；许多唐人诗文里也有不少推崇贺氏书法水平的记录。
《新唐书》 则称他“善草隶”，即也善写隶书，但仅今天绍兴东南宛委山上，存有他的《龙瑞宫记》隶书刻石，只是原刻其实在南宋嘉泰年间已经漫灭，如今石刻为后人重刻，并非原貌。
贺知章的纸本墨迹，据载北宋宣和御府尚藏有其草书12幅，惜均已佚失。此外少数北宋字帖刻本所收录的贺知章书法，则都很有问题。
如传为南唐李后主根据“贺知章临写本”摹刻的王羲之草书《十七帖》，已被近代学者考证为北宋人作假，跟贺知章或李煜无关（该帖另有唐朝官方摹本传世）。
宋拓《汝帖》亦有贺知章书法刻本，明人《玉烟堂法帖》 及《墨池堂选帖》均依其翻刻，但只是残简零墨，有形无神，且无其他传世书法可以佐证，无法确定。
可知即使在宋代，贺知章书法已难得一见。
反而是在日本东京皇宫东御苑的三之丸尚藏馆（原专门收藏昭和天皇艺术藏品的藏馆），藏有贺知章草书《孝经》一卷，被认为是贺氏唯一存世墨迹！
本卷共九张白麻纸接粘，乌丝栏隔行，以含隶意章草写《孝经》1847字。
全卷没有作者名字，只有最后一纸角落有一行小字楷书题写：“建隆二年冬十月重粘表贺监墨迹”（部分字迹残破）。卷末另裱有一纸明代广东书法家陈献章题跋。卷首尾钤有“伯子隆彪”及“伯隆彪子”二朱文印记（按：印文甚怪），另几个小印模糊不清。
建隆二年（961）为宋太祖建国称帝后的第二年，贺监则为贺知章别称，是此卷被认为是贺知章之作的唯一“证据”。
卷末的明代陈献章题跋，自称写于“成化丁酉”（1477年），时为15世纪。
百余年后，日本江户时代儒学家伊藤东涯所著《盖簪录》一书，首次出现此卷已流传东瀛的记录。
伊藤称:“予所见法书最古者，为唐贺知章书《孝经》一卷，书林添尚义游于长崎，得于互市，纸尤古。其贉有小楷十三四字，曰：建隆二年冬十二月重粘表。为贺监墨迹。吁，古哉！
先子在日，尚义持来乞鉴，先子考《王氏法书苑》曰：宋宣和内府有贺知章《孝经》两本，此恐为其中之一云云。叙此事以为跋，还之。据悉，现归一勋戚家。”
伊藤生活于17世纪，说明此卷于明末清初时流入日本，在长崎的贸易市场上出现，被其友人所得，并很快就被一位政要收藏（现归一勋戚家）。
这位政要，就是日本传统公卿门第“五摄家”之一的近卫家当主，喜好书法的近卫家熙，19世纪被其后人献给明治天皇，成为皇家御府藏品，备受重视。明治17年（1884年）宫内省特别请专人摹写刻石，历时四年完成，少数拓本在光绪年间回流中国。
这份摹刻拓本，附有明治“宫内文学从五位臣川田刚”的题跋，认为该卷是“贺监真迹无疑”。此后这卷书法就被普遍认为是贺知章存世的唯一墨迹本，但究竟是否确为贺氏真迹，仍有存疑。
首先，虽然北宋《宣和书谱》著录有贺知章所书《孝经》，但本卷并非宣和装规格，题记亦不符宫廷规则，显然并非同一件作品。
问题更大的是该卷上没有任何中国历代收藏印记或题跋，且历史上全无记录，只凭那一行格式奇怪的残破小字题记，作为是贺氏之作的唯一依据，难以确信。
此卷《孝经》前后割裂拼凑痕迹相当明显，且在书画史上假画风气最盛的明朝才“突然”出现，甚至连卷上唯一题跋的明代书画家陈献章，也坦白说“予观此卷所书《孝经》……但以为知章书，则余固不能知”，表现出怀疑的态度。
只有收藏该卷的日本才认为是“真迹无疑”。其明治刻本流传入中国后，也引起一些怀疑，如清末欧阳辅《集古求真》就认为不一定可信。
该卷笔法遒健，书法甚佳，但如定为贺知章唯一存世墨迹，显然尚需斟酌。
2006年初，这卷“贺知章草书《孝经》”，首次“回乡”参加上海博物馆的“中日书法珍品展”。
展场相见，相看无言，笔墨无声，或许也真如贺氏早已写下的“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