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状病毒在意大利北部传染速度之快，名副其实令人目眩，脑海莫名其妙浮起台湾诗人洛夫埋在沙中的名句，“左边的鞋印才下午，右边的鞋印已黄昏”，从前老人家说病来如山倒，一点也没有夸张。听到米兰正式封城的消息，真难想象最后一次在它大街小巷快乐地打转，只不过是三四个月前的事，旅馆附近小餐馆那客人间罕见的南瓜云吞，余韵仿佛仍然在舌尖萦回。
潮人推崇的时装之都，我最初印象百分百文艺小清新，1960年代西西曾经署名“米兰”写影话，她本人可能不记得，远在南洋的半票读者过目不忘。几乎同期，吉隆坡朋友极力推荐张爱玲，皇冠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一翻开神魂颠倒，白流苏王娇蕊两大正印花旦当然即席荣登偶像宝座，《心经》跑龙套的闲角也没有走漏眼：余家三姐妹分别叫波兰、芬兰和米兰，她们的爸爸是公使，大概携眷长驻欧洲，去到哪里生到哪里，名字就地取材，既省工夫也富纪念性。类似的遍地开花，《花凋》有非常幽默非常残酷的描写：“郑先生究竟是个带点名士派的人，看得开，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居多，因此家里的儿女生之不已。”许多年后她弟弟张子静揭秘，郑先生原型是他们舅舅，遭文坛声名鹊起的外甥女涂了大花脸，气到七孔生烟。
远方城市在银幕动起来，黑白的16厘米胶片粗糙得很，技术条件比1950年代港产粤语片好不了多少，但是余丽珍的无头东宫只配在小坡光华戏院大演功架，意大利新写实主义却栖身福康宁路小小的文化馆，由新加坡电影协会呈献，观众至少四分之三是旅居南洋的异乡人，微微带着毛姆笔下的橡胶园气息。狄西卡雅俗共赏，和小青年对艺术影片的想象有点距离，莎冈小说胡品清中译本薰陶的结果，好高骛远贪慕虚荣，宁愿要不知所云的《迷情》，也不要贴地贴到接近牛车水的《单车窃贼》。反而喜欢《米兰奇迹》，末场好人有好报，骑着扫把飞越大教堂的画面大快人心，背景投影破绽百出亦毫不介意。每次去米兰，一定经过大教堂，如果有游伴，总是笑嘻嘻问：“看过维斯康蒂的《洛可兄弟》吗？上过教堂屋顶找阿伦狄龙的脚毛吗？”帅哥纵使秀色可餐，怀念的其实是杂牌扫把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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