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验尸官研审死因时，经常在庭上宣读死者的遗书。
当中有个饮弹自尽的劫匪“番薯”，其遗书颇引人深思。
29岁的“番薯”，涉及多起持枪抢劫案，还开枪杀死一名店主。他出入监狱多次，是“四人匪党”之首，被列为通缉要犯。
1970年7月，他跟一个同伙在大巴窑5巷租房栖身，警方接获情报，先派女警卧底探风，证实两人在房内后，大队警察深夜展开围剿行动。
那时，我初入报界不到三个月，有机会到现场采访警匪可能驳火的场面，十分兴奋。我跟同事抵场，已近午夜，镇暴队早已拉开封锁线，上百居民只能在线外围观。一批干探与戴头盔和防烟面罩的镇暴武警，在第64座组屋三楼公共走廊埋伏。扩音筒反复播放劝降警告；在毫无反应后，警方发射催泪弹，烟雾弥漫中，夹杂着枪响。
不久，一辆消防车开抵，架起云梯，但见一个汉子脱剩底裤，被警员押上云梯。他一落地，警方立刻替他上手铐，押往一旁盘问，他原来是“番薯”的同伙“小傻”。
跟着，又传出几下枪声，干探冲入屋里，拖出一具尸体。 这时，警方发言人来到现场，公布死者身份，他即为“番薯”。警方相信他是在重重包围下，无路可逃，开枪自杀。
警方从他的后裤袋内，找到一封写好的遗书。“番薯”没正式念过书，中文是在坐牢时自修的。他在遗书内感怀身世，“控诉”上天对他不公平。他自称三岁时，父母离异，将他当成“废物”，丢给祖母抚养。十来岁，祖母去世，他无依无靠，开始闯荡江湖，打家劫舍。
他声称走上死亡这条路是环境所逼，他似乎意料到“出来走总是要还的”，因此准备了遗书。他也意料到遗书会在报上发表，他说他不是要博取同情。他悲叹：一个失去父母教养的孩子，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亡”字！
他痛骂父母残忍，却渴望可以见到他们。警方后来联络了他的父亲，但父子已是阴阳永隔。老人家在庭外接受访问时，不胜唏嘘，喃喃自语：子不教父之过，难道他本身没有错吗？
“番薯”将过错推给双亲与社会，非但不思悔改，还至死也不认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