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福琼（1812-1880）是英国植物学家，也被称为“茶叶大盗”——是他把中国茶树的种子带到东印度公司开设在喜马拉雅山麓的茶园，这个行为结束了中国对世界茶叶市场的垄断，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福琼就是在英国洋枪洋炮的助威下，才敢于偷盗，他的个人行为其实也是“集体作案”。试想想，现在的中国，还会允许罗伯特·福琼这号人存在吗！
福琼1843年、1848年两次到中国，虽然书名叫《两访中国茶乡》，其实他不仅仅走访福建武夷山、安徽徽州、浙江一带的茶乡，同时也收集植物资源，并带回英国。因为这些园艺植物的经济价值不如茶叶，所以在书名上没有体现，但在内文中着墨非常之多。
现在提到安徽茶叶，都知道黄山毛峰、太平猴魁、六安瓜片，但在明清之际，安徽（尤其是徽州地区）茶叶首屈一指的是松萝茶（休宁县）。近代松萝茶几乎销声匿迹，直到上世纪90年代王光熙重新打造松萝茶品牌。当时，外国人只能在五个通商口岸活动，不允许深入内地，罗伯特·福琼大胆妄为，他1848年乔装打扮来到徽州松萝山，一路惊险。福琼记录了不少第一手有价值的资料，譬如说，因为英国人喜欢茶汤漂亮，福琼发现当地茶农针对英国人的这个嗜好，在烘制茶叶时添加了普鲁士蓝和石膏，这样茶汤就碧绿好看，出口时能卖出好价。但茶农自己不喝这种好看的茶。读到这里，才知道茶叶添加剂这玩意在清朝就有人这么干了。
福琼写城市也非常具有史料价值，他书中提到上海在1843年底的人口只有27万，上海当时还有城墙和城楼，“城墙周长大概有3英里半”。他经过嘉兴的时候，写道：“嘉兴府看起来和上海差不多大，居民数量大概也相同——27万。”他也到访过绍兴，绍兴的“居住人口大约与上海相当（27万）”。从福琼的记录，我们知道当时的上海和嘉兴、绍兴几乎同等规模。而杭州则大多了，他说杭州城墙周长8英里左右，城市和郊区人口加起来大概和北京差不多，估计有100万。还说杭州人爱打扮，喜欢穿华丽的绫罗绸缎，“在杭州，你很难判断谁有钱谁没钱，因为一个杭州人很可能把他所有的财产都穿在自己身上。”世事无常，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一跃成为远东第一大城市。
福琼对舟山群岛、宁波、苏州、福州的书写也非常精彩，他说“与我到过的别的城市相比，福州的银行业要发达得多。在交易中，钱票使用很广泛，人们对钱票很有信心，比起银元和铜钱，人们更愿意使用钱票。”
福琼的书，呈现了一幅鲜活的历史画卷，为我们了解晚清的中国世情和城乡景观，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传教士的独特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