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的问题直指新加坡和国际现状，我不想草草了事。优雅来自从容，掌握分寸和节度。
我又瞥见她在踱步，时而朝我张望，伸长了脖颈，像一只蓬首的天鹅。但她没有天鹅的悠闲，偶尔不及一秒钟的四目对视，她的眼神射出焦急不耐的光，穿透这金鱼缸似的落地玻璃门。我没有闪避，移动了位置，也回看她，随着身体走势，抬手瞧了瞧腕表：15分。
“急什么？”我心里想。
到新加坡教书刚满一个月，就遭遇了“文化震撼”。一名褐发的白人青年，在我还在交代学生功课时，没有敲门，直接进来教室，告诉我时间到了，把我的笔记本电脑推向讲桌边，摆上了他的电脑。不顾学生还在帮我擦干净白板，他开始在白板上写字。
“措手不及”“仓皇而逃”，完全是我教书生涯的惊奇经验。
大学课表只有上课时间，整点的30分，每节课一个小时，也就是30分结束。我后来询问了行政人员，到底几分应该下课？没有规定。
我上课的时间通常在上午八点半到十点半之间，很少碰过同一个教室之前还有老师在上课的情况。能容纳一两百人的阶梯教室，只有前后门出入口，没有窗户，门的上端墙面有文字灯光显示课程是否正在进行中。假如前一门课还没结束的话，我就和同学们坐在走廊的长椅闲聊等待。
不差那几分钟。我想。
不过被“闯入”多了，尤其是“高高在上”的后门来客，通常是等着上下一节课，提前来享受冷气的学生。我已经学会镇定，继续若无其事地讲课。有一年，学生有150多名，几乎坐满整个教室。讲课期间，后门来客扫视一巡，找不到座位，出去。进进出出，学生不堪其扰，向我提出抗议。
我说：“教室无法锁门，要我中断讲课，叫那些随便进来的同学出去吗？那么一个小时之内，我们会多次中断，弄得大家都不能专心。”
结果学生写了告示贴在门外，注明下课时间，才缓解了问题。
可以阻止学生不要擅自进入，却对老师无效。仍然有老师无视于门上“课程进行中”的文字，直接推门进来，告诉我：“你占用了我的时间。”我抬眼看了看座位尽头上的数字钟：23分。
设想我是校长，对于这么热切急着开讲的教员，会很欣赏他们的努力吧？
虽然不是“准时上下课强迫症”者，到东京大学演讲，我仍不免有些顾虑。接待我的教授说：“晚几分钟进会场，让稍微晚到的听众不会太尴尬。”个人的余裕，也是对他人的体贴。
我教的必修课用两种教学模式，一是全班共同的讲堂课；另一是20多位同学一组的辅导课。通常老师只教讲堂课，课程里四到五组的辅导课由研究生助教负责，带领学生做口头报告和讨论。这学期由于研究生助教员额不足以承担所有的辅导课，久未接辅导课的我，亲自带领两个班。
戴着口罩教课，担心影响听讲，我添购了整组麦克风和接收器、扩音器，以补充教室设备，装满过去我出远门必带的旅行袋。每次背着旅行袋去学校，幻想目的地是机场……
进入大楼必须扫描证件或二维码，测量体温，比以往花较多时间。我不大在意学生晚到教室，疫情期间，健康平安是一切。急，只能让自己更不舒服。
我再度和门外的眼神接触。闪念意识到，过去几个星期，懒得听她每次来责怪我延误（电脑已经开机，只需重新登录，要不了一两分钟），我把时间压力转嫁到学生。一边收拾讲桌上的电线、白板笔、音响组合，一边口里说着sorry，越来越不是滋味。我催促学生长话短说，不然我又要去说sorry了。
这一天，我们读黄遵宪的诗《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谈他任职新加坡总领事时，注意到本地种族和谐的现象。第一组同学用色纸制作了白莲、黄菊和红桃花，让大家直观花与诗意。第二组同学用黄遵宪的诗句，唱起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打起节拍把排比的部分念成rap，活泼生动展现文学的“歌行体”！
讨论的问题直指新加坡和国际现状，我不想草草了事。优雅来自从容，掌握分寸和节度。
急什么？我不是时间的奴隶。
离开前，我还是sorry了几声，这是我和她打招呼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