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联想起朱铭著名的大型铜牛雕塑《牛耕年丰》，作品中农妇牵着水牛犁田，是典型农家耕作的画面，这个画面似乎回应了莫言所说，“农民与牛的感情”。
茶瘾又起，明知夜已深，还是泡了杯大吉岭茶，坐在客厅一角看着红茶冒烟。坐着的位置正好对着小咖啡桌摆着的一座牛雕塑。看着那表情有点傻气的土牛，想及晦气的庚子鼠年终于快到尾声，接下来的辛丑年属牛。牛总给人老实、勤劳的印象，那么，是不是可以期盼辛丑牛年过得比庚子鼠年安稳、平顺一点？
夜深人静，握着茶杯，看着牛，想起莫言曾把文学比着牛，也想起小说家多年前的一篇中篇小说《牛》。比起莫言一些极负盛名的作品如《红高粱家族》《檀香刑》《生死疲劳》等，《牛》很少被人提起，或许也是被低估了。
但在莫言的小说中，《牛》是我喜欢的一个，读的时候想起黄春明的《苹果的滋味》，也想起钱钟书的《围城》：诙谐、有趣，却又辛辣、反讽，而又叫人笑不出来。小说围绕着三只牛及少年罗汉、生产队队长麻叔、兽医老董、饲养员老杜等几个关键人物，说了个极富政治及时代讽刺意味的故事。
《牛》是以“罗汉”为视角叙述，故事开始于调皮捣蛋的罗汉与生产队饲养员杜大爷一起放牛。他们放牧的三头牛都是公牛，有两头是米黄身体白色嘴巴的鲁西牛，长得一模一样，像一对傻乎乎的孪生兄弟。另一头火红色的小公牛有两道脊梁骨，是蒙古牛，名叫双脊。
故事发生在文革期间，那是个“粮食紧张，草也紧张”的年代，生产队里因为没有充足的饲料来喂牛，他们曾将三头小牛扔到胶州集上，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可没想到小牛不但跑了回来，还另外带来两头小牛，赶也赶不走。生产队的保管员用棍子打牛、赶牛，却被人告到公社去。
生产队队长麻叔为了防止母牛生小牛，请来公社兽医站兽医老董，要老董把双脊及大小鲁西三头小公牛给阉了以免繁衍，可双脊的生理状况其实并不适合阉割，如果勉强做手术，很可能因大出血而死亡，但麻叔为了让牛绝育，听了无动于衷。兽医老董虽也明知双脊被阉割的后果，仍在麻叔的一再硬逼下，断然将双脊阉割了。小说中牛被阉的情节写得细腻传神，而作家借罗汉双眼，笔带悲悯写道：“我看看三头倒了血霉的牛。它们也看着我。它们水汪汪的眼睛里流露出深刻的悲哀。”
对于阉割下来的“牛蛋子”，莫言精彩描述了麻叔如何吩咐麻婶，炒出几盘臊气和香气兼具的韭菜炒牛蛋子，与兽医老董边吃边喝大享口福。可怜双脊终究还是因被阉而染病，为了挽救病牛，罗汉和杜大爷将奄奄一息的双脊硬硬拉去有20里地之遥的兽医站医治，好不容易到了兽医站，却是铁门紧闭。双脊最终在又潮又冷的夜里无声无息地死去。
双脊死后的第三天，公社驻地发生了300多人食物中毒事件，这些人的共同症状是：发烧、呕吐、拉肚子。中毒的人基本上是公社干部、吃国库粮的职工和这些人的家属。这件事先是惊动了县革委会，随即又惊动了省革委会，还惊动了中央。折腾了几天，终于找到了使300多人中毒的食物：原来公社干部把牛肉分着吃了，可双脊的肉和内脏里含着一种沙门菌，这种菌在3000度的高温下还活蹦乱跳，放到锅里煮，煮三年也煮不死它。
莫言的小说很多来自他的生活体验，他曾经说过，自己小时候调皮捣蛋，五年级辍学后就独自去放牛放羊，交流的对象就是动植物。而童年经验对他的写作至关重要。他的小说有不少写动物和植物，写小孩与大人之间的关系，都跟他个人的独特经验有关。
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礼的演讲中，莫言特别提到了《牛》，他坦然说了，故事中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他童年时的影子。
《牛》当年获得《小说月报》百花奖，莫言在其得奖感言《文学与牛》对童年记忆中的追牛有精彩的描述：“我们在月光照耀下开始追牛，起初我们不如牛跑得快，但渐渐的牛就不如我们跑得快了。我们每人扯住一条牛尾巴，身体后仰着，让牛带着跑，举头望着明月，犹如腾云驾雾，有点飘飘欲仙的感觉。”
有意思的是，在莫言看来，“牛的遭遇与文学的遭遇很是相似，农民的养牛史，活像一部当代文学史。”因为现在农民养牛的目的，基本上是养肥了卖肉，不但改变了牛的历史地位，农民与牛的感情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莫言以为，“我们的文学也失去了它的神圣和尊严，文学创作，也正在变成一种商品生产。”
从莫言的这番话，我联想起朱铭著名的大型铜牛雕塑《牛耕年丰》，作品中农妇牵着水牛犁田，是典型农家耕作的画面，这个画面似乎回应了莫言所说，“农民与牛的感情”。那已是雕塑大家朱铭上世纪90年代的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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