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星虹：百年前的外文系学生

说到中国自19至20世纪之交与西方世界的正面对冲，其间一代代知识人与欧洲文学的相遇，最是让我着迷，总想走近一点看个究竟。王赓武教授在他的回忆录《向朋友学习》一章中，便清晰地勾勒出这样一条相遇的脉络：

清末一代年轻中国知识人，从美英传教士教师那里，受到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启蒙；进入20世纪初的第二代人，透过严复、林纾的翻译作品，接触到欧洲的社会科学和小说作品；接下来一代人读的欧洲文学中译文，一度主要译自日文版；待至在欧美留学的年轻学者返国，年轻知识人的书单里便开始有了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欧洲经典；中日战争无疑延缓了文学中译作品的流通，但翻译的书单依然可观……

沿着这条脉络划分，如果说王教授及同辈学子是在战后1940年代末研读外国文学，那么他的父亲、新马地区知名教育家王宓文先生（宓音复，1903-1972）则是在1920年代初考入大学的那一代——这一来时间又往过去回推了20余年，回到那个共和虽已建立，军阀混战经年的年代，跟2020年代的今天相距已是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