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望
成立于1974年的南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当年不仅是本地华语教学和研究的学术中心,也成为本区域及世界各地学子汇聚一堂的华语学习中心。虽然它已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但当年它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及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值得后人铭记于心。
到南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简称华研中心)当研究助理,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华研中心办公室,设在古色古香的行政大厦二楼,对门是收藏书画与宝物的文物馆,楼上则是东南亚研究所,我的工作地点就在这个文化氛围浓郁的场所。
回溯历史,华研中心成立于1974年,理事会主席黄祖耀在南大第15届毕业典礼上郑重地宣布它的成立。自成立以来,华研中心一直与教育部、教育团体、大众传播等机构保持密切的联系,它主要的任务就是研究华语在本国的应用及发展,并帮助中小学校解决他们在华语教与学上碰到的问题。
创立时肩负的使命
华研中心举办的首次座谈会,主题是“学华语所面对的问题”。在这次座谈会上,南大薛寿生校长发言时说:“我们希望本中心不但发展成为新加坡华语教学和研究的学术中心,也希望发展成为东南亚的一个华语中心。”由此可见,大学当局对华研中心的未来寄以厚望。
一直以来,南大语言中心华语组都跟华研中心紧密联系合作。当年,对世界各地有意掌握中文的学子而言,出国学习华文华语的最佳选择之一是到新加坡的南洋大学。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有的由国家保送,有的由公司委派,也有不少凭个人兴趣与爱好自费前来学习。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学成归国后,必能运用他们的语言专长,在事业上有另一番作为。
记得这些外国学生,当年常到办公室来走动,他们操着带有外国腔调的华语,不用见面,你就可以凭着口音和嗓音,猜测他是哪个国家的学生。学生的国籍包括美国、日本、苏联、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尼西亚等,其中以日本学生居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地域较近,另一个原因是中日两国通商愈见频繁,私人企业的高职位主管都有熟谙中文的需求。
当年语言中心的老师,个个教学经验丰富,说得一口铿锵悦耳的京片子。他们中,有尉厚(主任)、董大曾、刘宝珍(笔名淡莹)、朱芳华等老师。
从1975年3月开始,中心固定举办常月学术讲演会,邀请海内外知名的学者与教师,前来主讲华文华语的课题,譬如卢绍昌《中英双重语文的类型》、陈重瑜《华校生英语语音的特点》、潘文光《在教学上之华语语法研究》、谢世涯《怎样掌握简体字》、吴元华《儿童期的第二语言学习》、冯传璜《华语的轻声词汇》、李孝定《论文字学的实用性》、蒲道心《歇后语的特点及其分类问题》、谢云飞《华语的标准问题》、胡林生《华语存现式句型的变换规律》、郭振羽《从社会学的观点论新加坡的语言》、周清海《字典的编纂与部首的改良》、张裕宏《区域语言学与东亚》、关明哲《现代汉语中的同素词》、范经《朗读教学》等等。
专家学者所涉及的研究范围很广,他们针对我国华语作为第一语文或第二语文的学习和教学,进行了本土化的研究。这些活动的推展,既能带动华文研究的风气,也能激起人们探讨华文教学的热忱。
所有的演讲稿,华研中心都以单篇方式,自己编印装订,分送给有关人士参考。当年没有电脑打字,文稿全靠我们同事铅块打字,真的不容易呀!一声声响亮的敲击声,构成了办公室一曲交响乐。我的工作除了协助研究员开展研究外,当然也要支援讲演会及座谈会的工作。
与华语有关的研究计划
●到各所小学去做语音调查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项任务,就是拿着录音机到各所小学去做语音调查。小学生根据词汇表朗读,我们回来后就分析他们在语音上所犯的毛病。
当年学生的家庭用语多数是方言,所以他们说的华语自然受到方言的干扰。例如,人们常把“困难”念成“困蓝”,“结婚”念成“结分”,“平安”念成“平肮”,而且经常不念翘舌音、轻声以及儿化音,这些都是早期学生口音上的毛病。经过一段时间训练,我的听觉逐渐敏锐,能听出别人的语音毛病,这是我工作上可贵的收获。
●华文应用文改革
记得华研有一项研究计划,对于我日后的教学工作大有裨益。那就是教育部委任中心拟定“华文应用文改革大纲”,范围包括便条、私函、公函、启事、通告等。
当时中心全体人员出动,天天进行脑力大震荡,以商讨改革的各项细节。我们从格式、称呼和内容下手,务必把应用文改革成直话直说,令其成为易学、易懂、易写的通讯工具,以更好地为现代化的新加坡社会服务。
后来,教育部接受了我们的改革大纲,编订新式应用文教材,且制定了全国中学的应用文考试标准。
●华文统一译名
1976年,为了避免译名上的混淆,华研中心跟教育部、广播电台以及各大华文报的代表,组成了一个“华文译名统一委员会”,制定了《世界地名华文统一名称》《英美人名译名表》《新加坡国会议员名录》《世界主要工商机构与银行名称》等。在工作时,我需要翻阅世界地图集以查找各国及首府的名称。虽然这仅仅是书面上漫游,但能有环游世界的梦想和幻想,何尝不是一件乐事?
卢老师为华研尽心尽力
说起华研的种种,就一定要提起中心的代主任卢绍昌先生。他是南大第一届中文系毕业生,也是我大一“文选课”的老师,我们的交情是亦师亦友。
卢老师为华研尽心尽力,开创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推展了不少研究的活动和计划。他曾进行新加坡华语常用字研究,找出本地新闻最常用的2000字。我国历年来实行双语教育,若能让学生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先学最主要的常用字,这绝对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
卢老师平日健谈,性格爽朗,对下属极其关照,也经常与同事分享他的人生经验。我从他身上学到许多东西,但无以回报,唯有努力工作以慰卢老师在天之灵。
1979年,由于合约期满,我便离开了华研。光阴荏苒,岁月悠悠,70年代的陈年旧事只遗留下点滴的回忆。虽然华研中心已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但当年它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及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值得后人铭记于心。
所谓“逝者不可追,来者犹可待”,未来的华文研究是怎样的局面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